第525章 遠大理想（2/2）

作為回報，朔伊布勒將一些可分享的即時數據交給餘切。社院前去德國訪問的學者，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替餘切帶來文件給他，這些資料換算成紙質文檔足有半個房間那麼大，因而餘切的工作量極大。

朔伊布勒在郵件中抱怨：「前東德政府隱瞞了東德的經濟數據，他們的情況沒有我們想像的那樣好，我有證據表明，在一段時間內，他們系統性的進行了統計上的造假。」

「這不是你一開始就能想到的嗎？」餘切回復道。

「是這樣，但我們付出的經濟代價，要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大。你知道嗎？

團結稅現在高得可怕，卻還不夠用！我們不得不重新進行統計，我們不再信任過去他們政府的工作。」

是啊！但這就是餘切要聯繫朔伊布勒的原因。

朔伊布勒有核心數據。

《新資本論》在另一個時空出自法國人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皮凱蒂花了大量時間對比德國統一後，東西德之間的經濟變化，並認為東德地區的價值低估和高儲蓄率，實際上承擔了德國蓄水池的作用，這塊地方讓德國人在08年的經濟危機中，表現得相對穩健。

而且，德國企業不光是歸股東所有，還包括企業工人的代表以及地方政府，這種公私混營的所有制最終表現出比歐洲其他國家大得多的韌性。

因為私人資本出現虧損，就賣了公司跑路，而產業工人願意集體降薪，保住自己的飯碗。

皮凱蒂的作品寫於新世紀，而餘切現在寫來，則像是在為本屆科爾政府辯護他宏偉的「東部大開發計劃」和「團結稅」，並非只作用於東德，而是受益於每一個德國人。

德國的轉變確實讓自由市場派干分尷尬。一些人形容德國正在成為「歐洲病夫」。

這個最發達的歐洲國家卻自發的選擇了相反的道路，如今科爾政府小心翼翼的保護東歐地區的產業，像對待嬰兒那樣的撫育它，科爾因此被飽受批評，然而從選舉上來看，至少東德國的人十分滿意。

朔伊布勒最後問：「我看到了你和弗里德曼的爭論，在你心目中，你真的認為他的學說已經過時了嗎？有沒有一些立場的因素，使得你和他走向了徹底的對立？」

餘切道：「正如你是個德國人一樣，我也是個中國人。弗里德曼的理論從未在任何第三世界國家奏效過，不是嗎？它在美國行是因為美國本身行，不是因為他的理論行。」

「那我們德國呢？」

「如果像你這樣的德國人越來越多，德國當然會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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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伊布勒一看到這話，又高興得顫抖起來。他抑制住激動，吩咐助手回復道：「在諾貝爾經濟學術會議上，我誠摯的邀請你來做德意志聯邦銀行做客，並在那裡做出偉大演講。」

「什麼演講？」

「你的《新資本論》，你總該有一些初步結論了。你的黑洞坍縮理論，你和科爾奈的軟預算約————那些極美又簡潔的概念————」

之後朔伊布勒等待著，但不知何故，這封郵件竟然久久沒有得到回覆，朔伊布勒甚至懷疑自己的郵件有沒有發送到————直到半小時後，他才看到餘切的肯定回答，然後立刻對自己的助手說：「這是我微不足道的半小時，卻是學術界的一個世紀。」

此後一個月，餘切和弗里德曼的爭論漸漸停歇，雙方都認識到這種爭論需要在某個關鍵的事件點後才能分出勝負。

譬如下一次經濟危機，或是德國東部大開發出現明顯的成功苗頭。

凱恩斯理論幫助美國度過大蕭條，而後是弗里德曼代表的自由派—他們幫助歐美等國度過了七十年代的大通脹。

「我還沒有輸，不是嗎？」

弗里德曼自己也覺得為時尚早。他宣布參加在歐洲舉辦的諾貝爾經濟學術會議。科爾奈得知消息後告訴餘切，「芝加哥男孩在那裡人數眾多，但你不用擔心，我們也並不弱小。」

事情逐漸演變成美國哈佛學派，反對美國芝加哥學派，而這兩者的領軍人物分別是中國萬縣人和前奧匈帝國的猶太裔。這種美國反對美國的爭論，讓餘切忍不住發笑。

春節前。

張儷和他帶著余厚啟前往燕大燕園拜訪楊振寧。

一見面，就從車上卸下十條牛肉乾，楊振寧瞥了一眼，笑道：「你這是把孩子交給我了？怎麼？在家裡教不好？」

「也不是教不好。」張儷說，「余先生覺得我管得太嚴，到您這裡來薰陶薰陶————」

余先生？！不是余哥哥了！

楊振寧啞然失笑。

他知道餘切應該惹惱了張儷，但他沒有向著餘切說話，而是談論自己的教育經，「我和我愛人是顛倒了的中式家庭！一般人認為，我是慈父，對孩子因材施教，快樂教育！其實我愛人貢獻也很大，她這個嚴母比我更細緻，也更耐心。」

杜致禮立馬打配合道，「是這樣的！我認為我主內，他主外也有他事業的因素，振寧的研究占據了他大部分時間，他回家不願意管教孩子了，只想逗弄孩子玩，他當然討孩子開心了。」

張儷一聽，難過的抿了抿嘴。

是啊！餘切什麼也不管，就帶著余厚啟到處玩樂，小旭也是，孩子自然更喜歡他們，這能怪自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