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6章 論戰（二）（1/2）
王濛頓時就明白，餘切確實是也批評了他。
沒有王濛從85年開始，在《人民文學》這一平台上大力鼓吹新文學，現在的文學期刊不至於惡化到這種地步。
王濛從中看到餘切的決心：他是真心實意的厭惡所謂實驗性文學，現在已經急不可耐的將這類小說判了死刑，不給自己留任何後路。
對餘切來講，他當然沒有什麼要客氣的。實驗文學大失敗是公認的，這類小說對後世幾乎沒有造成任何美學影響，它就是失敗的。
短短兩天，三四篇針鋒相對的文章發表在文壇上，簡直看不過來。
餘切和《當代》雜誌的論戰能立刻打起來，實際得益於印刷技術的更新。
簡單來說，他們在一星期內發了多篇文章，在短時間內旋風般的引起全國各地的作家關注，這在過去是不可能的。
歷史上，小小的文壇發生過許多次撕逼，但過去的撕逼持續時間比較久，單位時間的烈度不大。民國最為經典的撕逼是魯迅和梁實秋之戰，雙方「你來我往」的文章各有十來篇之多，持續時間達十年之久。
平均一年一篇文章。
魯迅死後又過幾十年，梁實秋都無法釋懷那場罵戰。因為他輸的較為難看。
在當年的紙上戰役中，魯迅簡直進入「心流」的領域，創造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這一傳世名梗，並且，魯迅之所以能贏得這場嘴仗，是因為他在當年就已經意識到印刷技術限制了他的發揮印刷的太慢。
魯迅怎麼處理的？
他一方面創造出名梗，將敵人釘死在恥辱柱上，另一方面以兩天，一星期和一個多月這種類似於等比數列的嚴密邏輯，提前分別寫出辯駁文章，在主要刊物上相繼發布。
最終達到了如同錢塘江潮水一般的連綿效果，在梁實秋還未反擊時就已經刊登，在梁實秋看到文章想要反擊時，魯迅已經把撕逼帶到了新的話題，同時下一波攻擊正在路上。
於是，梁實秋被打得落花流水。兩者雖然都寫了差不多數量的文章，可讀者只記住了魯迅罵人的精彩。
《「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這篇魯迅用來罵人的評論稿，長期占據大陸的語文教材，於是幾代人都要複習一遍：
魯迅到底是怎麼痛罵梁實秋的。
也難怪梁實秋臨死前都無法釋懷，魯迅的幽靈壓在他的棺槨上詛咒，把他名聲搞臭掉了，讓他在地下也無法安生。
而餘切和《當代》，只用了一星期，就走完了魯迅和梁實秋等人五年的路！
京城印刷廠，國內研發的雷射排照系統立了大功，可在一整頁報紙上迅速組成文字和圖像，比傳統的人工排版、校對快了十倍以上。
「同志們！這個國產系統就是好用！」印刷廠的副廠長向全廠報喜。「過去，我們只有不涉及複雜排版的報紙，可調用人力做到一日一更新，像那些文學雜誌，既要附圖，又要隨意增減頁數，調整字號大小————一直以來都要花很長時間來提前準備！」
「現在不一樣了！」
「六月份在老山，余教授新作《共同警備區》就是在三天內印刷出上千冊，支援前線！現在這一系統也輪到了我們廠用上，用在《文藝報》上。沒想到又是余教授的小說！」
餘切趕到印刷廠，副廠長向他介紹說「我們就像是印刷報紙一樣的，印刷你們的文學雜誌。」
他忍不住大笑起來：這不就像是後世的名人們在公眾平台上撕逼嗎？
讀者本能會被那些發文迅速，立場清晰的聲音所吸引，並最終促使那一方贏得論戰。
1988年，在新的印刷條件下，這種高強度論戰的基礎已經滿足了。
《當代》雜誌社自然不會明白，等到他們寫文來反駁自己，他們早輸了！
九月中旬，茅盾文學獎評委會眾人前往登州看小說。閱讀過程是半封閉式的，除了餘切、程荒煤等少數人，其他人原則上都不許隨便出入。
在這期間，一場史無前例的論戰發起了。
先是一篇《當代」的內幕」》，一語雙關的表明「文壇中存在對外省鄉土作家的偏見和歧視」，接著，又是一通介紹路垚對《平凡的世界》創作過程的科普文章。
文章發表在《文藝報》上。
「文壇有四大美編之說，就是四個著名的美女編輯，在著名作家面前這些娘子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津門作家蔣梓龍就曾遭遇到兩名美女編輯的搶稿，他在猶豫不決中，去了一趟衛生間。等他從衛生間回來，稿件已經不見，桌上只有一沓厚厚的鈔票。」
「論雅觀？也是有的。一些名編去拜訪作家約稿前，會專門通過中間人聯繫，請去遊山玩水，絕口不提約稿一事，遊玩的今天時間談文學、談宇宙、談古今大事。最後才可憐巴巴的說一聲，要約一篇短篇，作家吃人手短，當然答應寫下來——實際上往往發展為中篇甚至長篇！」
「更多的還是執著！我這裡列舉文聯出版社一位女編輯，得知路有小說要出版，蹲在他的煤礦家」門外約摸一個月，左等右等，終於打動了路垚！路垚說，《平凡的世界》太關鍵，我不能把稿子給你，但我可以專門為你寫一篇文章，你好拿去交差！」
這些個文壇內光怪陸離的事情，是過去讀者們所完全不知道的。大部分的作家也不知道。
余樺曾經因為《京城文學》編輯給他報銷食宿，高興得快要飛起！實則他完全不知道那些編輯是怎麼對待成名作家的！
簡直已經淪落到快成為奴隸一樣。
在這種作家面前，編輯和作家之間的地位就徹底互換，編輯淪落為討飯的，他們將約稿形象的稱之為「討稿」。
既然編輯在成名作家面前這麼卑微，那麼《當代》的新人編輯周長義對路垚的所作所為，就是匪夷所思的不尊重。
因此，路垚才能氣到住院，而《當代》自罰一杯的舉動，則表現出他們的傲慢。
朝內大街，166號。
朱生昌大罵：「外面全都是罵我們的聲音，只有我們這裡還在假裝歲月靜好！」
現場有個編輯叫何啟至，此人將來會一眼相中程忠實的《白鹿原》，他苦澀道：「今天我騎車來上班，到了二樓，我發現隔壁出版社的人都古怪的看著我，我才知道余先生寫了那麼多文章！」
「他們全都看見了？古怪的看著我們？」朱生昌驚訝道。
何啟至用力點頭。
朱生昌聽罷，氣得把茶都打翻了！
在滬市，如果要找一個文學聖地，那肯定是武康路巴老居所。
在首都，一些人會選擇鼓樓大街的餘切宅；不過更多的人會選擇朝內大街166
號。這裡不僅是《當代》的雜誌總部，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東方出版社、外國文學出版社等機構的所在地。
這種便利曾給了《當代》超然的地位。比如，小說《古船》出版遇阻，何啟至向全社立下軍令狀承擔責任，社內領導又去找主管文化部門的領導求情，然後聯繫到了更大的領導，聽起來似乎有很多個機構和中間人一一其實，這一切都發生在一棟樓內。
何啟至說：「朱編，我們應當向路垚出具書面道歉，趁早把影響扼殺在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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