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6章 始作俑者路老闆，千杯不倒劉主任（2/2）
然而筆鋒隨即一轉，字裡行間瀰漫著濃重的惋惜之情，文章毫不掩飾地指出：
本屆電影節最大的遺憾莫過於本土傑作《阿黛爾的生活》與金棕櫚失之交臂。該報認為，這部法國影片以其「坦率、深刻且充滿生命力的情感描繪」，本應是更符合坎城美學傳統的選擇。
評論將原因部分歸咎於評審團最後時刻的搖擺，並特別提及了新浪潮旗幟戈達爾在電影節最後期間的一系列公開言論與搖旗吶喊。
文章寫道，這位德高望重的新浪潮老將以其無可置疑的權威，在關鍵時刻強化了某種「對作者電影傳統價值的激進捍衛」氛圍，這種無形的壓力無疑微妙地影響了評審們的意志，最終導致結果偏離了「許多人心中的預期」。
《費加羅報》最終以一種混合著敬意與失落的口吻總結：
這是一次屬於中國電影的輝煌勝利，但也無疑是法國電影一次「近距離的、巨大的遺憾」。近來和問界系一直關係不大和睦的帶嚶媒體，甚至要比憾負的法國人更加委屈，最先發聲的是《每日電訊報》。
它作為英國主流保守派大報，長期以來在對華報導上持鷹派立場，常以各種老生常態的等議題對東大進行批判性報導，其專欄和社論多次渲染威脅論等狗屁倒灶的狂言，特別是去年的《山海圖》引起的港島問題，末代港督彭定康就是在《每日電訊報》以及BBC大放厥詞。
這家媒體當然是蓄謀已久了，在《寄生蟲》斬獲金棕櫚後兩個小時就在推特上發布了一篇名為《金棕櫚的東方轉向：藝術還是政治？》的質疑文章。
文章開篇便以慣有的尖銳筆調指出，張一謀執導的《寄生蟲》與其說是一部藝術傑作，不如說是一份精心包裝的意識形態聲明。
該報認為，影片中對於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差距、階級固化的極致刻畫，本質上是一次對西方社會體系的尖銳控訴，而這位來自東方大國的導演，正是藉此投射一種「批判性的審視」。
作者甚至意味深長地反問：「若非如此，他為何要選擇一個韓國的故事背景，並啟用全韓裔演員陣容？這或許是為了規避更直接的表述，同時讓批判顯得更具普世性，從而更易被西方評委接納。」日韓的社會制度在西方眼裡是可以歸屬為第一等級的同類的，尤其是日英之間。
當然，這樣的批評不會少了路寬，文章篤定地認為，從東大第六代導演當年審視自身、到現在集體去反思世界和西方的轉變，就是從這位開始的。
在《每日電訊報》看來，路寬這位東大導演雖然被稱為電影大師，但也是一個很具有傾向性的文化毒瘤，他總是對自己的問題視而不見，用一種希特勒式的以戰爭轉移經濟矛盾的方法，來迴避一個知識分子對本國問題的深刻叩問。
報導的重點隨即轉向對坎城電影節權威性的質疑。
文章強調，連續兩年將最高榮譽授予東大導演，這在坎城歷史上「極為罕見」，並暗示這背後可能存在「非藝術因素的干擾」。
作者特別指出，去年《山海圖》拿到金棕櫚，同和坎城和解的張一謀在評審團中鼎力支持是分不開的，而今年評審團中則有新晉奧斯卡影后、坎城影后劉伊妃。
這兩位與中國電影界關係密切的人士在評審團中的存在，無疑是不可忽視的變量。
儘管沒有直接指控，但字裡行間引導讀者懷疑評審過程的純粹性，認為坎城可能正在「迫於某種全球文化政治格局變化的壓力」，或為了「開拓東方市場」而調整獎項導向。
文章最後總結道，儘管《寄生蟲》在技法上無可指摘，但連續兩年的結果已經引發了對歐洲三大電影節是否仍能堅守「藝術至上」原則的廣泛憂慮。
《每日電訊報》在最後拋出一個疑問：
金棕櫚的榮耀，究竟是在嘉獎真正的電影藝術，還是已然淪為地緣政治與文化實力博弈的又一個註腳？這篇報導的爭議極大，在推特迅速引起了大討論，也成為了眾多其他媒體向有關方面採訪時的一個噱頭聲譽受損的坎城影展官方迅速站出來回應質疑，首先是在明年即將卸任的電影節主席雅各布，在接受採訪時笑容可掬地回應道：
「我們注意到了《每日電訊報》富有想像力的評論。我想，我們的英國朋友或許還對去年《山海圖》中某些關於大英博物館的精彩段落記憶猶新，以至於影響了對今年評審團獨立判斷的信任，我們完全可以理解。」
他優雅地攤了攤手，繼續說道：「但坎城的評委們是由九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傑出藝術家組成的，他們唯一共同信奉的政治，就是電影藝術本身。」
「如果連續兩年將金棕櫚授予偉大的作品，就能被稱為「轉向』，那我只能說，這是藝術選擇一次令人欣喜的「直行』。至於英國同行的憂慮，或許等他們自己的電影再次征服這裡時，就會自然消散了。老頭最後很諷刺地問了採訪記者一句，英國的電影已經有多久沒有在世界主流獎項中露面了？史匹柏更是罕見的披露了這一次包括劉伊妃在內的九名評委在最後頒獎前的4時的經過：「我必須說，這是我職業生涯中參與過的最艱難、也最令人興奮的評審過程之一，激烈程度堪比當年在《辛德勒的名單》的片場，為了一個鏡頭的取捨與整個團隊辯論到深夜。」
他透露，在最後4時的閉門會議中，九位評委的意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鮮明分歧」。「《阿黛爾的生活》和《寄生蟲》都擁有強大的支持者。妮可和丹尼爾為前者情感的力量和表演的真實性辯護，而李安和Crystal則深入剖析後者精妙的結構與社會批判力。我們進行了四輪投票，前三輪沒有任何一部影片獲得絕對多數，戰況膠著得讓人窒息。」
為了打破僵局，這位經驗豐富的主席做了一個非常規的決定。
「出於Crystal的提議，我把大家從會議室帶到了別墅餐桌邊，我們開了幾瓶紅酒，請大家暫時忘記投票，僅僅作為一個熱愛電影的人，談談哪部作品在看完一周後，依然最頑固地占據著你的腦海，攪動著你的思考。」
「那一次的討論，比之前的時候都更深刻，也更感性。我們談電影如何定義真實，談藝術是應該撫慰還是刺痛，談類型片的外殼下能否包裹最嚴肅的寓言。有人為《阿黛爾》的純粹流淚，也有人為《寄生蟲》的精準顫抖。那不是爭吵，那是藝術家之間最珍貴的、關於創作本質的交鋒。」
史匹柏坦言，最終將所有人凝聚在一起的，並非妥協，而是一種逐漸清晰的共識。「我們意識到，《寄生蟲》提供了一種超越文化背景的、對現代社會結構的銳利診斷，其完成度與野心令人嘆服。」「這個決定不是輕易做出的，它幾乎把每個人都逼到了體力和精神的極限。但正因為過程如此艱難，結果才如此純粹，這尊金棕櫚，只關乎電影本身的力量，別無其他。」
《中國電影之旅》在採訪小劉時也問起了這個問題，顯然是一個助攻型問題，劉伊妃闢謠併科普道：「歐洲三大的評審機制大概類似，都是評審團主席負責制，擁有一票決定權，如果覺得我這個八位普通評委之一就能決定最後的投票結果，是很無知的指責。」
「事實上，在這種高強度的討論和辯論中，很難有哪一個人能左右和說服所有人的想法，《寄生蟲》能夠勝出的唯一原因，就是它經歷了無數輪審視和斟酌後，和同樣優秀的《阿黛拉》拉開了極其細微的差距，確實就在毫釐之間。」
「最後我們的主席先生拍板，決定了金棕櫚的歸屬，同時也向雅各布先生申請，破例授予了《阿黛拉》其他三個也無比重要的獎項。」
「這就是真相。不是政治，不是地緣，不是任何你們想像中的陰謀。只是九個人，在四十八小時裡，為兩部偉大的作品，經歷的一場甜蜜的酷刑。」
坎城前方的中國媒體和亞洲媒體、特別是韓國媒體也展開反擊，細數了歐洲特別是英國評委歷來在獎項評選出搞出的私相授受，用以反擊《每日電訊報》的無端猜疑。
其中包括大為欣喜的戈達爾，就差指著這些英國佬的鼻子罵了。
其實在國際電影節的評選中，這一類同國籍、同文化的評委偏向和自己有地緣親近關係的作品，是很正常的事。
除非像路老闆這種現在只要參加電影節就肯定是主席級別的，如果把一部確實拿不上檯面的本國電影，硬要擡到巔峰，不管不顧所有其他評委的反對意見，甚至連電影節主席也懾於他的威望，那可以說是黑幕。《寄生蟲》這種連小劉明確想要偏向，卻也只能通過不斷地解釋、分析、遊說，甚至電話求助場外熱心觀眾的，只能說是在電影節規則下進行的「撕獎」行為。
但其實業內的明眼人都知道、也從張一謀、李安等人口中聽說了這位奧斯卡影后「撕獎」的豪邁。後者在接受心浪娛樂採訪時透露了一件趣事：
在最後投票之前，不斷地跟其他意見相左的評委辯論、交流。
因為場面有時太過激烈，史匹柏定了一個規矩，只要是說到激烈處，大家秉著互相尊重的原則，都要碰杯喝一口酒，緩和一下情緒再論。
結果兩天的激辯下來，別墅里備好的勃艮第羅曼尼康帝特級園的紅酒，被消耗得乾乾淨淨。這種酒體飽滿、後勁醇厚的頂級佳釀，原先是兵兵的贊助商贈送的，就放在小劉的別墅，沒想到成了評審會議的戰略緩衝物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