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阿芙樂爾（七）（2/2）

註定要被拋棄的工具轉眼間就從李林的思考中消失，他那毫無焦點又仿佛跨越時空的血紅雙眸再次投射到公國本身。

一般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利用動亂一口氣將公國肢解成複數小國，挑起各族群之間的矛盾，讓這些小國彼此相爭，帝國不但坐收漁利，還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兩線作戰的困境——這應當是最符合帝國利益的方案。實際上恰恰相反，這是最糟糕的選擇。

帝國反對任何形式的革命，不管是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為訴求的革命，還是以分裂獨立為目標的革命。對帝國而言統統都是麻煩。

前者就不用說了，後者對帝國穩定也具有不可小覷的潛在威脅。要知道帝國名義上是「皇帝統治帝國全境」，實際上整個神聖吉爾曼尼亞帝國應該視為由帝國支配區、聖伊斯特萬王冠領、奧斯托利亞大公領組成的聯邦制國家。這一點從李林那個「帝國皇帝」的頭銜上就能充分體現出來，如果是純粹統一的君主制國家，他的頭銜應該是「天佑神聖吉爾曼尼亞帝國的皇帝」，一字之差即象徵著專屬權的差距。

如今帝國建政已近四年，聖伊斯特萬王冠領和奧斯托利亞大公領還保持著相當程度的自治，帝國直轄領土關於種族、徵兵的法律並不完全適用。有逃亡者進入上述兩處，帝國的司法和暴力機構也要通過與兩地的對應機構接洽，由當地職能部門進行逮捕後再進行移交。

在當前一體化的經濟結構下，李林倒也不擔心這兩個地方搞獨立，真敢獨立，甚至不用出兵，搞關稅壁壘，封鎖邊境就能讓他們經濟崩潰。不過經濟上的深度捆綁也不能絕對保證這兩個有過分離主義前科的地方總能秉持理性思考，在公國解體，各種小國獨立的浪潮中還能抵禦獨立的誘惑。為了避免內亂和不必要的消耗，公國理當維持統一。

「一個統一但時刻面臨危機的公國才是最符合帝國利益的，這樣一來，帝國就能構築與公國之間最理想的關係。」

面對分離主義、共和主義、貧富差距、社會動亂，不管是公國官方還是反對勢力都要尋求帝國的支持，帝國將獲得對公國的巨大影響力。從而將公國從與阿爾比昂的同盟中拉出來。另一方面，由於公國官方敵視任何革命的態度，帝國得以與其構築一種基於反對共和主義的互助關係（並非盟友），進而斷絕共和國與公國構築良好關係的可能性。

從以上幾點不難看出，李林實際上是準備利用公國當前的動亂做局，與公國達成一種類似維也納體系的關係。

1814年，不敗的法蘭西皇帝拿破崙慘敗於比利時的滑鐵盧，從法國大革命巔峰的1794年一直折騰到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整個歐洲成了法蘭西熱血青年們折騰的舞台。眾多歐洲國家最終用人頭換人頭的方式將這些不安分的青年甚至少年一掃而空，這才免於革命瘟疫將歐洲王室統統掃進歷史垃圾堆，戰後為了避免爆發類似法國大革命的暴力革命，歐洲主要強國齊聚一堂，商討對革命的秋後算帳以及如何防止革命，出現革命後應該如何應對。其成果便是維也納體系。

很多歷史學家將維也納體系視為拿破崙戰爭後對法國的鉗制，實際上這個體系並不單純。首先它是各方的共同希望，即歐洲格局恢復到法國大革命之前的狀態，重新構築堅固的國家間安全體系，並再度確立屢被踐踏的歐洲各國王室權威。其次是各國之間重建實力與權力之間的平衡，恢復因為戰爭帶來的混亂社會秩序。最終建立「神聖聯盟」，對於任何威脅到一個歐洲君主國家政治制度和基督教信仰的暴亂，神聖聯盟各成員國會毫不猶豫地進行武裝干涉，將之消滅於萌芽狀態，決不能縱容其發展成法國大革命那樣的災難。

從1820年開始，神聖同盟在最初階段確實發揮了作用，發生在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和俄國的起義全數遭到鎮壓。歐洲的君主們揮舞著宗教信仰的旗幟，以互幫互助的精神，竭力壓制著「心懷不軌」的人民。一時間所有革命都陷入低潮，君主們終於有了安全感。

如今的國際環境當然不適合也不可能全盤再現維也納體系，李林也不打算用維也納體系來取代他的新秩序。不過維也納體系關於地緣平衡和鎮壓革命的部分倒是可以用來借鑑一下。

李林的規劃是首先帝國努力維持公國的存在，遏制革命外溢，同時由於這個龐然大物猶存，阿爾比昂不會因為自暴自棄提早開戰；接下來帝國維持著對公國的援助和影響力，使得公國很難繼續維持戰前與阿爾比昂之間的緊密關係；最後帝國將支援公國鎮壓各種革命苗頭，並以此為契機惡化公國與共和國之間本來就微妙的關係。

「那麼……面對這個局面，羅蘭又能做些什麼呢?」

透過部下的視覺凝望著公國的街道，皇帝毫無起伏的聲音在空曠的迴廊中消散、揮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