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八五章 大婚（中）（1/2）
光陰荏苒，轉眼到了萬曆六年春。冰消雪化燕子歸，柳條滾綠榆錢青。遼闊的華北平原從漫長的冬季中甦醒過來，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牛歡馬叫春光如酒，天地回暖花香芬芳，怎不叫人心曠神怡？
這六年時光里，老天爺給足了大明朝面子，年年風調雨順、四方無事，正是內行改革的大好時機。自從隆慶六年八月，沈默當國以來，這五年半的時間內，國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政治上，重新理清了中央地方各衙門的權責。其中最醒目的，是財政權的上收和行政權的下放。
財政權的上收，是一項重大的成就。在此之前，全國的補給雖然也是由中央統籌分配，而實際的執行卻全賴互不相屬的地方衙門。各個地方衙門……通常是縣一級的官府，按照上級規定的數額，把給養直接運交附近的衛所、河工等需要補給的單位。一個府縣，要向十幾個不同的小單位輸送錢糧；一個衛所，要接受十幾個府縣送來的補給。這種短程的補給線就如蜘蛛羅網一般，密密麻麻遍布全國，其低效僵化的程度，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試想，由十幾個州縣分別按固定的數量供應，總難免有個別州縣由於種種原因，不能如額如期繳納，而其他州縣沒有義務補其缺額，於是國家明明有能力，卻總是供應不足。這種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情況下，更談不上作任何改變。所以開國二百年來，因此引發的財政危機根本無從解決。
但條編法的出現，為解決這一痼疾，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良機，使中央總收總支，不再只是一個口號。萬曆二年，戶部成立了『度支全國錢糧總司』，簡稱『度支總司』，由戶部尚書王國光親任度支使，南京戶部尚書陶大臨任副使，在兩京分設南北總庫，在全國各省設立分庫。規定各省所收稅銀，除規定作為地方費用的部分，一律先行解送分庫，不得自行截留。
按規定，各省分庫需在每年十月前，將銀錢帳目匯總至戶部，待下一年度預算之後，由戶部統籌分配，一應軍需供給，物資採買，全都採取招商買辦的方式，僉募商人代為採買運輸。
所謂招商買辦，簡稱『招買』，與『採辦』一樣，是一種政斧的採購行為。但國初便存在的『採辦』，是官府直接與農民或小生產者之間的交易，其間不經過商人這個環節，而且並不經常發生。因為官府所需要的物料，大部分都通過貢賦的形式，直接向百姓征取。總之在嘉靖中葉以前，任何形式的政斧採購都只是偶然的，非常設的，並未形成規模。
近五十年來，商品經濟在整個社會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顯著的提高。其帶來顯著的改變，便是大量的物資湧入市場。不只是遠銷歐洲的蘇杭絲綢、衣被天下的松江棉布、價比黃金的景德鎮瓷器，還有那些原本在小農經濟時代，只能自產自用的糧食、棉花、蠶桑、茶葉、靛青、果品等都紛紛進入市場，成為商品。這些商品又多又好，愈發刺激了百姓的生產從多而全，進步到少而精。這種深耕細作的社會分工，加大了生產的價值，促進了各地的互通有無。
除了南京、蘇州、松江、杭州等老牌商業中心外，又湧現出許多中小商業城鎮，如吳江的盛澤鎮、雙楊市；浙江的不瀨鎮、長樂市等，商業市鎮遍布東南。北方則以燕京為主，有河間、臨清、開封、西安、太原等中小城市，及鄆城、彰德等小鎮，與南方的商業網相連接，形成一個遍布全國的巨大商業網絡。商人穿梭其中，貨運南北，每個市鎮既是商品的集中地，又是商品的交流中心。因此，不論何地的貨物，都能從市場上買到。特別是那些中心城市，雖然本身沒有發達的工業手工業，但城內貨肆鱗次，商人們匯集天下之貨在此出售，想要什麼都應有盡有。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初嚴格的戶籍制度土崩瓦解，不僅是軍戶名存實亡，負責為官府生產的各種匠戶也逃亡一空，這些人到大城市中改名換姓，加入到商業生產的行列中。官營作坊的消失，更使得官府直接徵收所需物資，變得困難重重。
這些新出現的經濟現象，對官府的各項政策與措施起了巨大的衝擊作用，一些舊的常規的做法行不通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方法——置身於商品經濟大潮之中，許多官員深感徵收官府各種實物並負責運輸，不僅費心勞神，還常常因為各種原因誤事受罰，他們希望能借用商人的強大力量，來輕鬆完成任務。
到了嘉靖末年，商人已經成為掌握社會經濟的重要力量。各大城市中的居民，多半以商賈為業，剩下的一半，則是為商人做工的僱傭者，可以說，整個城市經濟，都已經被商人們控制了。家擁萬資的富商大賈如過江之鯽，家資至百萬者才能稱為巨富。其他二、三十萬，只能稱中賈耳。
幾百年後的人們會知道，貨幣是一種公眾的制度，它把原來屬於公眾的權力授予私人。私人資本積累愈多，它艹縱公眾生活的權力也越大。尤其是商人們善於和官府以及地方勢力打交道，越是富有往往就越有勢力，這使得他們不像農民那樣可以隨意盤剝驅使。
尤其是嘉靖以後，沈默提出的『以商養士，以士護商』的號召，在這十幾年間，已經深入人心，各省的商人們普遍效仿晉商，把賺來的大把銀錢，投入到本地的文教事業中，開辦學校、資助士子、贊助文會，饋贈文士已經成為常態，經過十幾年不懈的努力，使朝廷地方有大片為他們說話的官員、文人……一旦官府催征過猛，誅求無度，賴帳不付，馬上就有數不清的文人口誅筆伐，危言聳聽，罵官府『捶骨竭髓，以致人人破家，逃死相繼』，也會有官員以充滿同情的口吻上書，說什麼『數萬金之家，無不蕩產罄貨，因而投河經瀆，言之酸鼻刺心，孰非酷吏之流毒哉？』好像一夜之間，商人就要全都破產了一般。
而且老百姓也不站在官府一邊，這個年代商人的主流形象，還是疏財好義的儒商模樣，他們用極小部分的錢修橋鋪路，賑濟災民，就讓老百姓念念不忘他們的好……這在後來的軒然大波中，體現的尤為明顯。因為百姓還遠未到覺醒的時刻，對於直接剝削他們的地主鄉紳尚且奉為神明，誠心擁護。更不要說剝削手段更隱蔽的商人了……在這種環境中，官府想不付錢就驅使商人，是萬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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