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五二章 鄉愿 （上）（1/2）
海瑞不會知道，自己提出的這六個差別保護的原則，會成為中國法制史上的一門學科，名曰『海瑞定理』。並被沈默原先時代中的，一位黃皮白瓤的歷史學家，用來證明傳統中國『以熟讀詩書的文人治理農民』，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都以儒家倫理為圭臬，缺乏數目字的管理傳統，因此中國沒有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云云。
此後，這成了法學界有關中國傳統司法制度的一個定論；一些經濟學家以及其他學科的學者，也都一再引用這段話，作為中國社會不注意保護私人產權，以道德治國的證據。
那個從歷史中總結而來的結論本身，自然不會錯，但用『海瑞定理』來證明，卻是錯誤的，因為抽象不能脫離其語境，更不能忘記了作者的限定。而那位黃教授以及諸多引黃者，都無視了海瑞同時寫下的另外兩段至關重要的文字，正犯了斷章取義的錯誤。
被黃教授省略的第一段是：『以往官府，多說是詞訟作四六分問，方息得訟。謂給原告以六分理，亦必給被告以四分。給被告以六分罪，亦必給原告以四分。使二人曲直不甚相遠，可免憤激再訟。然此雖止訟於一時，實動爭訟於後。因為理曲健訟之人得一半直，纏得被誣人得一半罪，彼心快於是矣。下人揣知上人意向，訟繁興矣。可畏訟而含糊解之乎？君子之於天下曲曲直直，自有正理。四六之說，鄉愿之道，興訟啟爭，不可行也。』
意思是，對所有案件，無論事大事小，都必須以是非曲直為基礎依法處理，堅決反對『和稀泥』與『和事老』。因為海瑞天才的意識到，只有公正的司法才會真有效率，始終如一地依法公正裁決，會減少所謂的刁民告刁狀，也就是機會型訴訟，從而減少社會訴訟，這就是『海瑞定理一』。
被黃教授無視的第二段，曰：『兩造具備，五聽三訊，獄情亦非難明也。然民偽曰滋，厚貌深情，其變千狀，昭明者十之六七，兩可難決亦十而二三也。二三之難不能兩舍，將若之何？』
意思是，在『兩造具備』，即雙方均出庭陳詞辯論；並進行了『五聽三訓』，也就是符合規定的審案程序後，有六七成的案子可以查清，依法判決。但由於當事人不會誠實交代，一些深藏表象之下的隱情無法發現，會有兩到三成的案件，雙方的證據和論證難分高下，無法判決何方勝訴。在沒有可能一一細查的情況下，該如何去判呢？這就用到了那六個『差別保護』原則。
如果忽略這第二段話的限定，海瑞的差別保護，才是黃教授所描述的那樣，但這段話明明存在，海瑞說得很明白，所謂『差別保護』，只是在堅持定理一的情況下，在處理那些『兩可難決』的案件才會用到，某些人卻偏要斷章取義，真不知居心何在？
現在再去看那六個差別保護原則，就會理解海瑞的司法精神了……從社會公平的角度出發，在經濟資產的兩可案件中，儘量保護經濟弱勢一方，也就是窮人和小民的利益。
而從維護社會秩序出發，海瑞承認鄉宦小民有貴賤之別，在『爭言貌』，就是關係到聲譽、威信的判決中，應該保護為上者，以維護尊卑有序的封建秩序，是為『存體』。當然若鄉宦擅作威福，打縛小民，又不可以存體論了。
這種在經濟資產上保護弱勢的原則，和在社會文化上保護優勢的原則，就是『海瑞定理二。
海瑞不會知道，自己從實踐中總結出的一套司法艹作理論，會被後人歸納為定理，還二了。但這不影響他對這套理論的嫻熟應用——事實上，海瑞此次南下蘇松，就指望著這個『二』來破局呢！
所謂『皇權不下縣』，靠鄉紳治理村鎮，這是中國沿襲千年的統治策略，因此對於農民來說，自己這個父母官，其實還隔了一層，可以使他們直接聽令的，還是那些鄉紳隱宦。
而蘇松這裡的鄉宦勢力又尤其強，他們利用強大的政治特權，為自己對廣大鄉下的統治，加上一層厚厚的保護衣，任何對他們不利的政令，都會遭到他們瘋狂的反擊。在地方為政多年，海瑞太清楚他們的套路了……先發動刁民作亂，阻礙破壞政令的執行，然後利用政治資源，從上級對行政官施壓。當然像海瑞這個檔次的，就得靠兩京的御史了，說什麼『新法引發民亂』、『小民苦不堪言、民生凋敝、紛紛逃亡』云云，迫使朝廷暫緩執行新法，然後不了了之。
這套路用了上千年，但依然好用，因為京城的皇帝和大臣們，最擔心的就是百姓搔亂，只要相信亂象一生，再好的政策也不敢執行。鄉紳們便抓住這一弱點，大用特用，屢試不爽。對於『進士多入毛』的蘇松一帶，用起這種法子來，自然更是威力無窮，絕非等閒可比，一旦鬧將起來，他們肯定是要拼命的，到時就算是內閣，也不可能死保他這個馬前卒。
海瑞深知，如果貿然公開提出『清丈田畝』，肯定第二天，自己的巡撫衙門，就會被那些被煽動起來的百姓給圍了，而且八成沒人解救，非得逼得自己都沒臉再呆下去不可。一番斟酌之後，他決定先不宣布『清丈田畝』的命令，而是利用司法迂迴，處處站住一個『理』字，不給鄉紳們發飆的機會。
因為清理舊案是新官上任的必備作業，而對於巡撫來說，除了坐衙接告之外，還要巡視各府，接受訴訟，誰也說不得什麼的。而他的破局之策，就蘊含在這天經地義的審案之中——我身為斷案官，自然要判決公正。我判決公正，不袒護任何有身份的人，自然會使被『官紳勾結』傷透心的小民百姓，恢復對官府的信心，重新將自己遭遇的不公，向官府提起告訴。我公正裁判，那些被鄉宦巧取豪奪的小民田產，自然可被重新判回小民手中。這時候官府再出面，丈量相關的土地，重新登記造冊。
行為還是那個行為，但兜了個圈子，便有個『是在執行判決結果』的名義，所以在百姓眼中，其主使者就成了與自己同樣身份的老百姓，而不是官府。從而使鄉紳無法再像從前那樣，煽動百姓站在官府的對立面……主動投獻以求避稅的『刁民』畢竟是少數，大部分老百姓還是深受鄉紳奪田之苦的。
但由于田產糾紛的歷史姓、特殊姓和複雜姓。總是有兩到三成的案件，因為年代久遠、存檔無存，或是口頭契約，或是文字契約的口頭修改等原因，使原被告雙方都提不出，令人信服的優勢證據，來證明原先的產權界定，因此變成了『兩可』案件。
對於審判官來說，兩可就意味著，在無法進一步取得證據的情況下，雙方權益值得同等保護，無論把爭議財產配置給誰都不為錯。這時候，絕大多數官員，因為情面、利益、或者考慮到『鄉宦小民有貴賤之別』，而把判決向強勢一方傾斜。但海瑞反對這樣做，因為社會的強勢一方，往往會利用各種資源，來侵占弱勢一方的利益，而弱勢一方很難侵占強勢一方的經濟利益，所以在此類案件中，應該儘量向弱勢一方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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