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六十三章 利義之辯（下）（1/2）

「義與利的千古之辯與我們千年的農耕文明有關，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的觀念問題，而是千年以來國家整體結構的需要。

農耕社會必然是以農業為主體，農業成為國家的經濟命脈。農民以稼穡為要務，農為本商為末，重本抑末合情合理。其次，把農民用捆在土地上是最好的統治手段，可以很大程度地減輕治理成本。再次，重農抑商會很順利地貫徹道德標準。務農必然使人勤懇、正直，而商人是要追逐利潤的。在追逐利潤的過程中一切缺斤少兩、以次充好、坑蒙拐騙的行為都會出現，所以導民逐利是統治者治民的最下策。

「正是基於這三種認識，重農輕商在古代商周時期已經是統治者和上層人士的共識，四民之說雖始自《管子》，但這種認識絕不會是短時期內形成的。這種認識就當時的條件而言是客觀的、明智的、科學的。」

百餘人的會場裡鴉雀無聲，雖然台上演講的人講的是一些眾所周知的歷史常識，但誰都知道這只是一個引子，關鍵還是在接下來的內容。

「然而，我們問題就是過於崇拜祖先，動輒祖制不可違，一旦形成的觀念和做法便亘古不變。如果你想變，欺師滅祖的帽子隨時會扣在你腦袋上！」

「我們堅持了兩千多年的傳統義利觀，一直到明清時期商業文化的興起，才逐漸地在觀念上從『義利離』走到『義利合』，但這只是一種進步，理論上是為商業行為張目，還沒有形成完整的全新的義利觀。只有到了洋務運動以後，隨著現代工業的引入，大型機械化工廠的開工，傳統的家庭手工業作坊式的商業活動上升到全新的現代工業中來，這才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社會的階級結構的比例。這才真正地有了我們商業文明的根，才從傳統低淺的商業文化遞升到現代高級的商業文明。

與傳統義利觀相反的兩個歷史階段是明清時期的商業文化和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啟的改革開放時期到如今。明清時期是商人地位逐漸提高、社會作用逐漸增強，義利觀由相互對立到相互協調促進的改變時期。而改革開放這個時期是對傳統義利觀和文革時期只講義不講利的極端說教及行為的反動。三十年過去了，也許我們還不能沉澱出一兩句經典的評論，但可以做一個客觀描述。

改革開放是對以往行為上的一種矯枉，這個過程並不是精心設計的，很多情況是無法預計的，所以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由於我們傳統文化的強大，所以每一次「矯枉」都必須要「過正」，而這個矯枉過正的行為都會產生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的結果，就改革開放而言也是這樣的。

我們沒有想到，推動改革開放的政治家們也沒有想到，以實用主義的消費觀引領的觀念新潮和致富光榮的鼓勵性口號，會把人們帶入拜金主義的泥淖。

三十年，我們並沒有產生科學理性的義利觀，就是有破無立。當我們一腳踏入全球化的新時代的時候，我們還沒來得及做觀念的調整，我們還如做夢一般坐上時代快車。也許下一步的糾正會是理性的科學的，我們不能總在自己的歷史文化中轉圈圈吧？」

洋洋灑灑數千言，台上的李家明講得口乾舌燥，台下的人默然沉思。這些人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常人，都是在商場上打滾多年的巨賈，再對照李家明平時的作派，很容易聽出他的言外之音。

言外之意是什麼？

不可說，套於銀幕上的一句話便可以解釋：以利主義，以義佐利，合而相成，通為一脈。

什麼意思？

台下有喜歡讀古書的人知道，李家明這句話脫胎於顧憲成的義利界說，原文是：以義主利，以利佐義，合而相成，通為一脈。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之下，顧憲成的義利界說已經是一種思想上的突破，但在如今的社會裡，又顯得唯心了。人性是逐利的，把義擺在利之前其實違背了人性，而違背人性的行為要麼是聖人所為要麼是虛偽。

這就有問題了，如果說顧憲成的觀點還算唯心的話，那你李家明的說法就成了一把刀，砍碎了蒙在奉獻精神、集體主義……之上的面具，如果你李家明的說法被接受，當下的主流價值觀將被置於何地？連主流價值觀都被證明是皇帝的新衣，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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