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漸變（2/2）
收回土地自己經營，半數以上的租種戶無法生存，只能夠去陶丘求活，或是被墨家的那些人裝船，運送到泗上。
此時人口不足，荒地太多，鐵器的出現也讓原本很多不適合耕種的土地成為了沃土上田，又有墨家有組織地吸引人口開墾土地或是發展手工業，矛盾並不嚴重。
地廣人稀之下有大量的荒地作為這場變革的宣洩口，有墨家遠超時代的組織力完成宣洩，陶丘一帶的變革就在這十幾年內並沒有流太多血就完成了。
這些小貴族們搖身一變，開始站在高處嘲笑那些仍舊守著「貴族精神禮制制度」的同類，越發富有。他們不是大貴族，禮制給他們帶來的利益遠不足土地的產出收入。
投機、運作、賺錢、發財，成為宋地小貴族們每天都在討論的事。原本租種給農夫的土地，變為了種植土豆釀酒的莊園；原本分散的土地收回，成為了輪作靛草棉花豆類的農場。
土地的變革，也為陶丘帶來了更多的商品原材料，以及重要的自由勞動力。即便墨家不斷把人裝船送到泗上，陶丘依舊還有很多農夫不走，而是賣了土地去城市求活。
正是「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陶丘這座天下之中的商業城市，用一種畸形的方式完成了轉型。
泗上的每一步發展、每一種新商品出現、每一次拓展了在楚越等蠻荒之民聚落的市場，陶丘這邊便會多出更多的商人和僱工。
那些已經沒有壟斷暴利、被墨家放棄的手工業，迅速在陶丘發展起來。紡織業、染布業、造船業、木器業、制陶業這些年急速發展。
商人的力量越發膨脹，有錢卻無勢，因為身份的阻礙他們沒有政治權利，於是開始想要自己的政治權利，認同墨家「人皆天帝之臣故而人人平等、人無分老幼貴賤有才即舉」的理念。
如索盧參那樣的人，或許看到了這背後平等隱藏的不平等，但社會的發展還沒到那種地步，也很難一蹴而就，因而陶丘的發展處在一種上升起。
手工業者、小商人每日聚會，聽墨家的講學，帶著一種市民階層對平等的追求，成為了市民階層的主力軍。
大商人則忙著加入墨家牽頭成立的一些作坊和特殊的「公司」，比如在潡水之戰後墨家問越王要了許多的「習流」水師和造船工匠，那是十年前明確在條約中的，於是沿著泗水經淮河邗溝再到楚地、百越一帶的商船每一次都獲利豐富，已經有頗多大商人加入其中，利益相連。
海陽一帶發展的製糖業、茶葉；泗上的冶鐵、軍火、玻璃、煤炭；宋地的糧食、棉花；北地來的馬匹，本地的養殖……種種這些，都讓陶丘成為了一座充斥著金錢味道的城邑。
這種情況下，商人最恐慌的，就是沒有「成文法」，國君貴族可以剝奪他們的許多東西，他們需要掌握自己的力量，加上墨家的政策對他們更為有利，而且利益相連，他們自然選擇墨家作為靠山。
宋國的君權本身就衰落，政變之後墨家在內部煽動，更是極力遏制了權力。
幾次爭取之後，商丘終於得以每年繳納一定的賦稅，換取了城市的半自治，成為和商丘國人一樣的存在。
而魏國、齊國的政策擴張，讓他們深感恐慌，於是他們出錢、本地的僱工和大量閒置人口出力，墨家出技術，花了三年時間重修了陶丘城，成為控制齊、魯、魏三國的重要軍事堡壘和工商業城市。
並且出資成立了一支義師，只不過這支義師是掌握在墨家手中的，因為墨家的政策相對於貴族和君權更讓他們喜歡，有組織的宣洩變革矛盾也讓這種變革的矛盾減輕了許多。
墨家的講學在陶丘極為興盛，手工業者和市民階層本身就是墨者的主要支持者。
然而這一切，都是別處不能複製的。
墨家有技術優勢，可以用各種新奇的商品衝擊各國原本的手工業和貴族農業。
墨家依靠對越戰爭獲得了大量的「王田」進行土地變革，減輕矛盾的同時，擴大了泗上的市場。一個自耕農的購買力是原本公田庶農的十倍不止。
小貴族能夠在變革中獲利，受到利益的驅使自發地轉變身份，成為經營性的地主和農場主。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粟」，有夫差修建的菏水、邗溝兩條運河，讓河運成本遠低於陸運，勾連和黃河和長江的水系讓這裡的商業可以對外擴展。
對越國的戰爭獲得了各種商業優惠，成為商品傾銷地的同時，也讓越國的內部矛盾更加深重。楚國內亂之後墨家在楚國的滲透，也讓長江一帶的楚國城邑成為市場；百越等蠻族在水運接近的地方，也可以傾銷大量的貨物，換取北方急需的各種商品……
種種這一切，都是秦國所不具備的條件，所以秦國只能實行「授田制」，因為土地是秦國最大的收入，一旦放開土地買賣，實行泗上這樣的制度，只怕「民眾皆怨」，都想退回到至少還有土地可以耕種的年代。
勝綽等人在秦地進行的變革是如此，因地制宜。原本歷史線上的商鞅在秦國的變革也是如此：秦國不是土地私有制，遍觀秦簡，賣什麼的都有記錄，唯獨沒有土地；王翦征楚之前要的是「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
若非這些人是叛墨出身，多研讀墨家的書籍，或許他們也難以理解泗上的發展，正如吳起看到陶丘的城邑所發的感慨一樣。
技術變革可以帶來財富和力量，但是與技術變革相適應的制度更能激發這種力量，遙遠的秦地連鐵器尚未普及。
於是還未到沛邑彭城，只是到了陶丘，所見一切，便只能望而興嘆，感慨莫名，雖知善政卻不能行亦無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