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6 軒建章向李鴻章請示】（1/2）

卡特麗娜卡芙公主點頭道：「是的，最關鍵的還是日本九州島，我們如果完全占領了九州島，完全站住了腳，英國人想幹什麼，也沒有辦法，日本的地形，本來就很利於防守。」

九州的政治由李鴻章親自負責，軍事上由軒建章帶著華軍第一野戰師的兩個旅負責。

由於沒有充足的彈藥，所以李鴻章和軒建章兩個人一直捉襟見肘，卡特麗娜卡芙公主之前覺得現在就對阿富汗動手，華皇有點急進，也是出於這方面的考慮。

以華國現有的工業實力，無法支撐大規模的戰爭需求，至少，無法支撐日本和中亞這邊的兩線作戰需求，更何況，兩個地方還隔著十萬八千里。

華國的優勢是地域廣大，但是有時候地域廣大也有一個不好的地方，運輸是大難題，還有一個問題，因為需要集中工業規模，華國的重工業主要集中在秦皇島一帶和東北，輕工業主要集中在華東，很多軍需物資，尤其是要運送到阿富汗的物資，都屬於輕工業範疇的，需要從華東運到北京，然後再通過漫長的大西北鐵路網運到中亞省來，耗時費力。

這也正是萌總裁要在中亞的阿拉木圖之外，儘快在裏海旁邊建造一個直轄市和工業基地的原因，這樣，將能解決長途運輸的問題，只是，沒有個五年以上，新建一座城市和一座工業基地出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九州島是日本第三大島，位於日本西南端，東北隔關門海峽與本州島相對，東隔豐予海峽和豐後水道與四國島相望，東南臨太平洋，西北隔朝鮮海峽與韓國為鄰，西隔黃海、東海與中國遙對。舊為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薩摩、大隅，共九國，遂稱九州。

廣義上的九州則指九州地方，包括九州本島上的福岡縣、大分縣、宮崎縣、佐賀縣、長崎縣（含五島列島和對馬島）、熊本縣、鹿兒島縣。

現在，整個九州島，除了薩摩川內仍然在西鄉隆盛手中之外，全部都在華軍的掌控中了。

但是李鴻章和軒建章要面對的問題是，既要以有限的軍事力量全面占領整個九州島，還要防止日本人，英法聯軍從北九州方向，以及各個港口，可能會發動的反撲。

這樣，儘快清除西鄉隆盛的殘餘力量，便成為了重點。

如果是原本的歷史，西鄉隆盛早就應該死了，但是由於華皇的到來，改變了歷史的進程，第一次西鄉隆盛同日本政府軍作戰，被華軍從側面接應，放了西鄉隆盛一條生路。

後來軒建章打伏擊，又連續抓獲了西鄉隆盛兩次，都被軒建章在請示華皇之後放了，所以，西鄉隆盛才一直活到今天。

軒建章和華皇之所以放掉西鄉隆盛，不是因為慈悲為懷，而更多的是從政治角度出發，連帶著李鴻章也是這種想法。

西鄉隆盛在日本的威望太高，如果華軍貿然將西鄉隆盛殺掉的話，可能會引起更大的反彈。

這是出於政治角度的考慮，而軒建章出於軍事角度的考慮認為，如果西鄉隆盛死了，這之後，面對大都是山區的九州島，日本的武士仍然會持續的反抗，並且會全部轉入暗中，轉入分散，不會像現在在西鄉隆盛的領導下這麼集中。

對於單兵作戰擁有強大優勢的華軍來說，自然是希望日本的民間反對勢力越集中越好，殺到不足以反抗的時候，也就意味著華軍全面占領了九州島。

西鄉隆盛生於日本薩摩藩鹿兒島城下下加治屋町山，自幼受到嚴格的武士訓練，這使他養成尚武的習性，具有濃厚的忠孝仁義等封建道德觀念。

弘化元年（1844年）擔任郡方書役助。後為郡書記官先後共10年。和維新三傑另一位的大久保利通一向伊藤茂右衛門學習陽明學及朱子的近思錄，向福昌寺的無參和尚門學禪。

他跟隨郡長巡視農村，接觸農民，通曉農政。

其間，郡長迫田因荒年要求藩政府減免年貢不准而憤然辭職，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他出身於瀕臨破產的下級武士階層，長期擔任低級官吏，使他對下層人民有一定的了解和同情，對幕府末期的政治腐朽有所認識，從而走上了矢志改革的道路。

島津齊彬繼承薩摩藩藩主之後，西鄉隆盛為首的「誠忠組」上書闡述減輕農民負擔問題。其政治主張得到島津齊彬的賞識。

1844年起任下級官吏。1854年成為開明派藩主島津齊彬（1809～1858）的親信扈從，隨其住江戶（今東京），參與藩政，並為尊王攘夷運動奔走。

1854年（安政元年）隨島津齊彬至江戶居住3年，為齊彬等人倡導的王室公卿和幕府將軍合作的「公武合體」運動四處奔走聯絡，十分活躍逐漸成為曉有名聲的改革派志士。在「將軍繼嗣問題」上，與齊彬一起擁戴一橋慶喜。

1858年，由於島津齊彬暴病而疫，由島津忠義任藩主，實權掌握在其父島津久光手中。西鄉聞訊，曾打算為齊彬殉死。經僧侶月照的勸導，他才打消此念，立誓要繼承齊彬的遺志，進行幕政改革。

此後，他依舊往來於京都與江戶之間，進行勤王活動，策劃除掉幕府最高行政官井伊直弼大老。9月，井伊製造「安政大獄」，殘酷鎮壓勤王志士。西鄉和月照逃出京城才倖免遭難。

二人先後回到鹿兒島，不料卻被勒令離開薩摩藩。他們感到勤王大勢已去，絕望之下，當船行至錦江灣，相抱投海自盡。被救起時，月照已溘然長逝，西鄉亦奄奄一息。島津久光把他流放到奄美大島。

1862年（文久2年）西鄉隆盛在已握藩中大權的大久保利通幫助下返回薩摩藩。解除處分後作為尊攘派開始活動。

久光本想藉助西鄉的聲望，以便實現自己入京勤王，繼續搞「公武合體」的計劃。不料，西鄉反對，表面上是認為久光威望和身分不夠。實際上其新的政治主張「尊王攘夷」與藩主的「公武合體」有矛盾，而且西鄉又與激進的藩士們聯絡。久光一怒之下，將他流放到德之島，兩個月後再轉送到流放死刑犯人的沖永良部島的牢獄中。

然而再次被流放到小島。在獄中兩年，西鄉受盡磨難，卻閱讀了大量儒家著作，不時吟詩抒懷。

他的一首詩寫道：「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縱不回光葵向日，若無開運意推誠。洛陽知己皆為鬼，南嶼俘囚獨竊生。生死何疑天賦與，願留魂魄護皇城。」這表達了他對死於安政大獄的志士們的追念之情，也闡明了他的生死觀和忠君勤王的志向。

1864年，因倒幕派勢力增大和藩士們的要求，久光下令召回西鄉，並委以掌握薩摩藩陸海軍實權的重任。

此後五、六年間，是西鄉思想趨於成熟的時期。他開始還是作為久光的謀將，後來則成為尊王倒幕派的領導人。

他與大久保利通密切合作，在薩摩藩內進行政治改革，並為完成日本歷史上轟轟烈烈的倒幕維新大業，立下了功勳。

1864年7月，幕府對長州藩志士們發動的禁門之變進行鎮壓。在京都的西鄉遵從久光之命，參與鎮壓活動，在戰鬥中負傷，因而受到褒獎。9月，西鄉在大阪會見了勝海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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