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5 心理診療（2/2）

「醫生，真的是因為他失蹤後去了歐洲，又莫名其妙地結了婚，您才判斷他的精神病又開始發作了嗎？是以這些情況為基礎，去制定如今的治療計劃的嗎？」八景十分強硬地重複到。

阮黎醫生一點多餘的表情都沒有，微笑著回答了八景：「不是。」

她的回答簡練到連八景都感到吃驚，情緒在臉上完全呈現出來。

「阿川的病情十分特殊，僅僅以他通知我的時候所身處的環境和那些話，是不足以判斷具體問題的。」阮黎醫生的語氣十分柔和，完全不為兩個女孩的質疑而生氣，我想，她真的是沒有生氣，因為，這場對話，或許本就是充滿了心理因素的一個環節。我根本就不覺得，八景和咲夜可以聰慧到真正反客為主，在對話中占據主動，阮黎醫生的知識和實際經驗，比區區女高中生都強得太多，在涉及心理的談話中，簡直是壓倒性的強力。

八景似乎也意識到這一點，張了幾次嘴。但最終還是猶豫了，之後說到：「真的不能讓我們留下來旁觀嗎？」

「是的，今晚不行。不過。我也不會阻止你們以後繼續和阿川做朋友，阿川比任何人都需要朋友。」阮黎醫生摸了摸兩個女孩的頭，「請相信我，身為心理學專家，主治醫生和一個母親，我不會做沒有意義的，會對自己患病的孩子造成負面影響的事情。」

「我知道了。我們相信您，醫生。」八景拉了一下咲夜。向阮黎醫生告別：「明天我們可以來接阿川上學嗎？」

「你們可以在課後時間過來，不過，這幾天，我會幫阿川請假。」阮黎醫生回答道：「阿川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回到學校。需要做一些觀察後才能決定。」

阮黎醫生的態度溫和又堅決，八景和咲夜不得不接受這個結果，她們遠遠透過門縫朝我看了一眼，大聲對我說：「阿川，我們明天再過來看你，便提著書包離開了。」

阮黎醫生返回書房，當著我的面調出電腦中的影像資料，在一份檔案上書寫起來，我就坐在她辦公桌的另一邊。這樣的處境讓我恍惚，仿佛又回到了「病院現實」中，正在接受著另一個阮黎醫生的診療。書房中一陣沉默。阮黎醫生好幾次抬起頭來觀察我的表情，但沒有說話，氣氛的緊張度不斷在變化，不過，我覺得，之所以會覺得變化。完全是自己的個人情緒和意識正在產生波動的緣故，在主導這些感受的因素中。阮黎醫生並非主動的一方。而我無論做出怎樣的應對，對阮黎醫生來說，其實都沒有區別，她想看的只是「我的反應」這一點而已。

大概三十分鐘左右，阮黎醫生將檔案合起來，以一種格外嚴肅的態度對我說：「阿川，這些治療我們已經做過許多次了，想必你也不會陌生。」

「是的，媽媽。」我沉靜地回答道，正如她所說，在「病院現實」里，我已經積累過太多的經驗。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可以對接下來的任何情況都做出針對性的應對——這種精神檢測，本來就不存在固定的題目和答案。通過對病人的了解，針對病人過去和現在的不同，真正有才能的醫生，可以圍繞一個核心，臨場設計許多問題，如果覺得，可以通過這些問題反向解析出這個核心，進而也做到對提問有針對性準備的話，那無疑是很天真的想法。因為，一個技術精湛的心理醫生在做好了充分準備，要對某個病人施以心理手段的時候，其種種問題的核心，會被問題本身掩蓋，而能夠與之對戰的，也就只有「心理專家惡化而成的精神病人」。

而我，並非是心理專家，哪怕，可以在知道自己是一名精神病人的狀態下，針對性去學習心理學知識，也有太多的外在和內在因素，讓我無法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心理學專家。而我面前的這位阮黎醫生，則毫無疑問，是天生有才華，後天也非常努力，將自己所有的事業精力，都放在了這個行當中，且有極為豐富的臨床經驗，獨當一面的專家。

妄圖掩飾自己，只會讓自己的破綻更大，而且，我也沒有理由在阮黎醫生面前掩飾自己。即便我主觀不認為，自己涉入廁所怪談所遭遇的一切，都並非精神幻象——這對於我個人來說，是可以想像，但根本就不會主動承認的，畢竟，這並不僅僅關於廁所怪談這個事件，一旦否定它，其後果將會連鎖到更大的層面上，例如：我過去到現在所經歷的一切，都只是虛幻。這個結論只要下意識想一想，都讓我覺得充滿了可怕的破壞力，我寧願不去這麼想。

是的，哪怕我遭遇的，都是切實存在的事情，阮黎醫生只是普通人，所以對「神秘」毫無經驗，我也仍舊需要阮黎醫生的幫助，因為我是一個精神病人，精神層面上的問題，可不會區分「神秘」和「日常」。

最終，我選擇了將從廁所怪談開始，之後經歷的那些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了阮黎醫生，就算是面對咲夜和八景的時候，也沒有說得如此詳細。我在阮黎醫生這裡是有「前科」的，關於「末日幻境」的情況，以及我與過去的末日幻境中的冒險，乃至於「病院現實」中所遭遇的一切，都以「過去的日記」的方式，記錄在文檔中，而這份文檔，在阮黎醫生這裡有拷貝，此時此刻，她正當著我的面，將這份檔案拷貝調出來，參照這份「黑歷史」，去了解我如今正在講述的「幻象故事」。

以我為中心，所發生的那些事情，在阮黎醫生眼中，正是我有嚴重精神疾病的證明。她研究我所述說的故事，並不是因為她相信這個故事，而是因為，她相信自己可以從這個故事的設定、結構、脈絡和發展中，評估出我在「發病」時的精神變化。再輔以過去的病史資料和最新的精神診斷信息，就可以評估出我當前的精神狀態，以此確定我需要哪一種治療，是否可以重新放回社會上——我在阮黎醫生的眼中，一直是「擁有攻擊性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哪怕，她並沒有將這些資料泄露出去，讓我獲得了正常生活和學習的機會。

前者，是她對身為主治醫生的責任，後者，則是她對自己身為養母的愛心——我是這麼認為的。

我花了大概三個小時，大致述說了廁所怪談的新故事，然後被阮黎醫生追問了她想聽的細節，包括我當時某一刻最細微的心理變化——由我口中說出來的，自然是十分主觀的，而我那時，也的確一直有思考——這些事情，阮黎醫生十分清楚，她需要的就是這個。阮黎醫生在我述說的過程中，極為強調條理性和故事性，也就是說，我從述說開始，就不存在「補充說明」的機會，她要的是，我能夠把剛剛結束的事情，在講述的同時，就整理為一個「平鋪直敘，但又在結構上擁有高低潮波形的小說」。儘管，在歐洲那個城市打電話的時候，我就大致說明了一下，但這一次面對面的交流，要求無疑更高，我一直都覺得，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我時常要停頓下來，整理自己想說的內容。幸好，阮黎醫生並不介意我這麼做，反而十分鼓勵我這麼說。

阮黎醫生認為，這種「說書」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種十分具有針對性的精神治療過程。能夠將一個故事組織起來，說得有條理，有故事性，可以證明一個人的思維能力在功能上是正常的，在性能上是合格的，而在說故事的同時，組織條理和故事性，也能輕易讓聆聽者更清晰地從內容分析出述說者的心理狀態——哪裡是負面的？哪裡是正面的？負面和正面的轉化又如何？因為，一個臨場創作的，擁有感性的說書人，而所述說的故事又是「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所以，是不可能徹底站在徹底理智的第三者角度，將自身的意識和情感變化完全掩蓋起來的，而在疏離故事的過程中，也是一種重新審視自己，擺脫故事發生當時那些看似正面或負面的情緒思維的干擾，以一種「更加本真的狀態」去了解自己，糾正自己。

這種治療方式，被阮黎醫生稱為「自我糾正法」。它不僅僅對說書人自身，也對故事本身，有著極為嚴格的要求。對故事來說，在條理性和故事性之前，就有一個關鍵的先決條件，那就是「臨時創作」，這個故事，不能是早已經準備好，經過雕琢的，而應該是即時成形的，而對於實施這個治療法的醫生來說，最重要的一個素質，就是分清楚，病人在說的故事，到底是「臨時創作」，還是「早有準備」，亦或者「早有準備，卻裝作是臨時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