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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0年代，斯塔羅斯京就已經和貝利亞結了一場恩怨。

當時，年輕的貝利亞特別喜歡參與足球活動，並且在1920年代的某一天，和斯塔羅斯京踢過一場足球賽。

最終，貝利亞這個業餘的足球員，專業的肅反人員，被身為專業足球員的尼古拉·斯塔羅斯京大敗，具體比分，只有他們倆才清楚。

這場比賽並沒有什麼大不了，只不過是一場普普通通的比賽，更不是什麼冠軍大賽。但這場比賽的過程和結果，卻一直存在於貝利亞的心中，耿耿於懷。

此後，貝利亞在蘇聯的肅反體系里平步直上，並在1938年成為了蘇聯內務人民委員。而尼古拉·斯塔羅斯京，則一直投身於足球運動，後來在共青團書記科薩洛夫的支持下，成立了莫斯科斯巴達克足球俱樂部。

貝利亞雖然在肅反體系里發展，但他對足球運動的興趣多年未曾減退。在1938年，他成為內務人民委員後，隨即在內務部所屬的迪納摩足球俱樂部（包括莫斯科迪納摩、提比里西迪納摩、基輔迪納摩、列寧格勒迪納摩和明斯克迪納摩等）投放了大量的資源。

然而，貝利亞的投入，並沒有帶來什麼效果。在1938年，6支迪納摩球隊，居然沒有一支打進蘇聯頂級聯賽前三甲，上屆冠軍莫斯科迪納摩只能以第5名完成聯賽；他的宿敵，尼古拉·斯塔羅斯京掌管的莫斯科斯巴達克則贏得了聯賽冠軍。

1939年，迪納摩提比里西終於為貝利亞爭了點光，以第二名完成賽季，但莫斯科斯巴達克依然奪冠，而他重點培養的莫斯科迪納摩卻以第7名完成。

為了能夠當年的一敗之仇，貝利亞甚至不惜濫用職權，給斯塔羅斯京偽造罪證，意圖把他趕出賽場，送到古拉格裡面勞動。甚至在背後支持斯巴達克的共青團書記科薩洛夫，也遭到了貝利亞的清洗。

幸好，時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莫洛托夫並沒有簽署對斯塔羅斯京的逮捕令，讓這個足球運動員逃過一劫，但3年之後，也就是1942年，貝利亞再次給斯塔羅斯京，以及其他斯巴達克主力球員偽造了罪證，而相關的逮捕令，則獲得了他的黨羽，中央書記馬林科夫的簽名。

逮捕令一發出，莫斯科斯巴達克的主力球員，還有斯塔羅斯京等球隊核心人物，一夜之間被逮捕，送到了古拉格裡面勞動。

在古拉格裡面，熱愛足球運動的古拉格指揮官給予他不少特權，獲得古拉格內務軍和其他囚犯的尊敬和愛戴。他在營里的工作，僅僅是教人踢足球而已。

直到1948年，尼古拉·斯塔羅斯京在刑期未滿的情況下，被史達林的兒子，時任空軍司令的瓦西里·史達林弄了出來，在莫斯科擔任空軍球隊的教練，一度引發了瓦西里·史達林和貝利亞之間的爭吵。

經過一輪交涉之後，他被內務部流放到阿克莫林斯克（今哈薩克斯坦阿斯塔納），執教當地的球隊。直到1953年，貝利亞被除掉之後，他才正式出獄，重新擔任莫斯科斯巴達克足球會主席，兼任蘇聯國家隊教練。

想起眼前這人的命運，曼圖洛夫感到既佩服又無奈。佩服的是，他對足球運動的貢獻，對於工人階級的貢獻，甚至感染了古拉格的內務軍指揮官，讓他在營里享有特權。無奈的是，作為蘇聯副總理的曼圖洛夫，居然也沒有避免足球英雄受害入獄的對策。

「斯塔羅斯京同志，您對我剛才所說的4-3-3陣型有什麼看法？」曼圖洛夫謙虛地，向斯塔羅斯京詢問了自己的建議。

「這是一個偏重防守的陣型，4個後衛，加上3個中場，估計可以達到不錯的防守效果，比目前任何一款通用的陣型更具防守力。

但是，這個陣型只有三個前鋒，進攻力量比較薄弱，難以得分。」

「的確，和現在通用的五鋒、六鋒陣型相比，4-3-3的進攻力量的確不算太好。但在控球時，其實可以讓其中兩個中場投入進攻，造出六名前鋒，發揮進攻效用的。防守時，也可以只讓其中一個中場退守後方，留下兩個中場在前面，準備反擊。

如果球隊上半場領先的話，您可以試試換上這個防受較強的陣型，保持領先優勢。否則，如果保持現在的3-1-6陣型的話，攻力得到加強的迪納摩將會很輕易地，突破薄弱的防線，得分，甚至可以逆轉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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