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9章 高拱秉國(下)（2/2）

高拱笑了笑：「那是自然。而且，即便劉顯到了，一時之間也不可能開戰，我的意思是西南這件事，朝廷必須公允持正，能不打仗絕不要去打，那是下下之策。」

張居正點了點頭，把話題一轉：「打仗的事情，現在還是集中在北邊……若視宣大、薊遼為京師左右兩翼，如今的局面，必有一翼須得發力，震懾北虜。」

高拱心中一動，暗道：果然，張太岳在意的還是這件事。只是，這件事可不是表面上這麼簡單吶。

大明自土木之變走上戰略防禦以後，南倭北寇的禍患蔓延不絕，為此，明廷和邊境百姓付出了慘重代價，而且長期以來的種種努力收效不大。

至嘉靖朝，這種狀況愈演愈烈，「庚午之變」的發生乃至於隆慶元年「汾石之禍」的發生，使朝廷不得不對北部邊防做出一些調整和整頓。

自嘉靖後期至隆慶時期，楊一清、王瓊、翁萬達、戚繼光、王崇古、馬芳、李成梁、方逢時等一批軍事將才被起用或升遷，他們為加強邊防做出了有益的貢獻。譚綸被調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事物，在他的提議下明廷用了兩年半時間，於隆慶四年春築成空心敵台。

隆慶元年十一月辛酉，徐階等「廷議防虜」，經過討論，形成「御虜十三事」，包括責實效、定責任、明戰守等，雖然當時這些話都是套話，但經過高拱與張居正的直接關照，邊政還是出現了一些新的氣象。

隆慶二年八月，張居正上《六事疏》，其一就是「飭武備」，而且也付諸實施。隆慶三年九月，穆宗「大閱將士於京營教場」。參加大閱的精銳士兵有十二萬，這對改變長期以來士兵遇戰「皆流涕不敢前，諸將領亦相顧變色」的恐懼心理的改善意義重大。

這次大閱，是張居正所推動的，高拱當時不在朝廷，但對此很是滿意。大閱標誌著朝廷軍事積弱局面開始扭轉，在處理北部韃靼問題上逐漸取得了主動權。另如征銀招募來補足軍隊數量等改革的進行，張居正也一直盡力在辦。

其實也正是因為張居正不比徐階、李春芳這些甘草宰相，他能做事，所以高拱明知道兩人已經開始有些齟齬，卻仍然一直維持盟友狀態。

高拱自己在這些方面當然也有自己的考慮，他在隆慶三年底復出，隆慶四年初便上《議處本病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疏》，並接連上《推補兵部右侍郎並分布事宜疏》、《虜情緊急議處當事大臣疏》、《議處本兵司屬以仰裨邊務疏》、《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疏》、《議處各省兵備疏》等書，並得到隆慶帝一一批覆。

高拱迅速展開了軍事體制的改革和軍備整頓，包括兵部人員設置調整、軍備人才儲備制度、體恤邊官的休假和內遷制度、軍備官員特遷制度、久任之法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或申嚴，裁汰庸弱將領、選賢任能，等等。這些舉措使明朝軍備狀況大大改善。

到了這個時候，大明「內功」略見成效，就必須找個機會來展示一下，以震懾俺答。

但問題是：直接從宣大出兵與俺答對剛，還是從薊遼著手，打擊土蠻來震懾俺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