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章 召對爭鋒(上)（2/2）

當然有其原因，而且這個原因早已形成，難以更改，只能順應。

三千年前，周公姬旦攆走了神，結束了中國的宗教文化時期，但建立於宗教文化的二元權力架構並不能隨之自動消失。

人，最恐懼的是不確定性，誰知道明天會怎樣？下輩子會怎樣？子孫會怎樣？因此，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確定性。

不確定的存在並不能提供確定性，因而自身也不確定的政權或王權、皇權都無法提供確定性，只有穩定且確定的神權，才能擔負起提供確定性的重任，而成為權上之權，從而與政權形成二元權力架構。

提供確定性、為政權的合法性背書、對重大事項決策，就是神權的三大職責。從而形成後台神權與前台政權(皇權)的穩定配合，管理權的所有權屬於神權，管理權的使用權歸於政權。

這就如同誕生於宗教文化的「現代」企業制度，相當於神權的董事會擁有企業的所有權，相當於政權的公司(CEO、總經理及各部門)擁有使用權，各得其所、分工合作。

當周王朝拋棄了神，那麼有困難就只能找社會，當然應該由社會提供確定性。但問題是，社會是個抽象概念，誰代表社會？

周公想到一個天才的主意，即用明確的社會「制度」來保障確定性，這個制度就是禮樂制度，我們的漢文化也因此被稱為禮樂文化。

在後世的中國，禮樂文化的內容雖早已湮沒於歷史，但其思想一直主導著中國和中國人的發展。

用今天的話說，「禮樂」就是憲法。

誰說中國古代沒有憲政思想？禮樂制度就是中國最早的憲政制度。

「禮」就是一套成文的制度性安排，讓掌握政權者明白應該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同時也讓民眾清楚將會面對什麼，以做好自己的安排。

這也就是現代憲政理論所說的，用制度約束國家權力、規定公民權利，並建立與憲政的基本要求相統一的憲法基礎、政權結構及其保障機制等構成的體系。

長久以來，每年一次的家族祭祖，其根本目的就在於讓平日裡難得一見、甚至有些不睦的族人，明白大家同屬一個家族，以此增強凝聚力。這就好比後世每年一次的春晚，其實就是國家級的制度性祭祀活動，以強化中國人的同屬感，這就是「樂」的本意。

我們不能約束神，但我們需要約束人，所以我們就用制度代替神來約束人。

什麼是憲政？不論學術專業，簡單通俗地說，其實就是用制度代替神權，對全民提供確定性。

當孔子以仁義、以君子之道將禮教再次拔高，當董仲舒以「天人合一」將神權與皇權綁定，中國的正統皇朝也就都成為了無限責任政府，需要為全天下負責，無可推卸。

因此，天不下雨是皇帝失德，地有大震也皇帝失德，海嘯颶風蝗災雪災等等，反正一切不祥的出現，不是皇帝失德，就是國有奸佞——歸根結底一句話：總得有人負責！

然而高務實現在最憂心的就是大明朝的現狀：它是個無限責任政府，但它根本承擔不起無限責任，它的皇權頂多能下到縣級，再往下完全只能靠士紳自治。

你想「黨支部建在連上」？做夢呢，大明沒有這麼強大的統治力，它沒有這麼強大的組織能力和經濟實力！

高務實能完全控制京華，靠的是以經濟手段為後盾、以家丁為組織骨幹，所以京華在南疆哪怕有十幾萬大軍，他也能萬里迢迢的牢牢遙控。

相比之下，大明堂堂一個皇朝，擁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絕對大義，卻只能滿天下靠將領們的家丁部隊充作武力核心，這是何等的病態！

不搞成真正的大政府，不把社會責任有效的承擔起來，這個大明就始終是外強中乾、一推就倒的虛偽強權。

為什麼原歷史上清軍一入關，大明內部就實際上四分五裂，隨隨便便就被清軍逐個擊破？那時候，號稱願意「一死謝君王」的人剩下幾個？

你沒有承擔起你的「無限責任」，你的朝臣、士紳自然也就認為對你的下場沒有責任。

然而這一切的責任想要承擔起來，在沒有「黨」作為社會組織骨幹的前提下，就只能靠財權維繫，因此高務實只能想方設法收攏財權，無可妥協。

但偏偏樹欲靜而風不止，他想收攏財權再做其他，圖們、努爾哈赤等人不斷給他製造外部麻煩，讓他不得不一次次地砸錢應戰；心學派也不肯讓權，他還得想方設法去和他們鬥智鬥勇。

真是內憂外患。

朱翊鈞的這個提問，看似針對「眾卿家」，其實只望向高務實一人，因為他也知道其他人都已經看過。

高務實悄然嘆了口氣，面上卻不動聲色地道：「臣方才已經聽大司馬說起了。」

朱翊鈞聽他這麼說，欣然問道：「好。既然如此，諸位先生和二位卿家有何看法？」他說著，頓了一頓，補充道：「努爾哈赤前次勾連圖們、擅自進軍哈達的帳還沒和他算呢。」

皇帝這話的意思其實已經很明確了，他顯然是想來硬的。

申時行眼觀鼻鼻觀心，仿佛沒聽到一般。王錫爵瞥了同樣不說話的高務實一眼，微微一笑：「皇上，努爾哈赤的帳好算，難點是咱們自己的帳不好算……請教大司農，俸祿折算取消一事若是今年便要行之，戶部可有餘力支應遼東再啟新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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