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章 隱情(下)（2/2）

制度，就是大明朝獨特的蔭官制度（蔭官曆朝都有，但明代比較有特色）；趨勢，就是「文官蔭武職」的特殊趨勢。

明代的蔭官制度，本書前文曾有淺議，此處不再贅述，單說一下這個「文官蔭武職」的神奇趨勢。

根據考證《明實錄》可以發現，有明一代的「文臣蔭武」並非一開始就有的，其發源於景泰年間。

景泰元年（1450）八月，其時督兵貴州的兵部尚書侯璡「以勞瘁卒於普定」，景帝「賜祭葬，蔭其子錦衣衛世襲千戶」，至此之後的景泰二年、景泰五年等，這種「文臣蔭武」的記載就開始不斷出現了。

但是仔細分析一下景泰年間的「文臣蔭武」記錄可以發現，當時那些文官蔭子武職的情況，應該視為對文臣軍功勳業的個別嘉獎，其制度化運行程度甚低（我就不一一舉例了）。

此後天順、成化、弘治三朝延續前政，視軍事貢獻為主要衡量標準以蔭敘文官子弟武職。當時正逢明代文臣督、撫統兵制度推廣之際，得蔭之邊臣有所增多。

當時，有關文臣蔭子武職的具體條件、實行細則並未開列於典章，從景泰朝以降的十餘個相關事例來看，獲得文臣蔭武優待的大臣，還是文官集團中的絕對少數，仍屬於「異典」範疇。但不斷累積的文臣蔭武案例，也構成了一種類似「事例法」的制度規範。

作為「事例法」，典型的前朝文臣蔭子武職故事，常為後人援引為再開蔭敘恩典的依據。例如于謙之子于冕，本受蔭任府軍前衛副千戶，但到了成化朝，于冕「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後「累遷至應天府尹」。但這個，仍然還是特例。

然而從正德朝始，文臣冒濫軍功以蔭敘世襲武職的情況就陡然增多了，這明顯是受到武宗尚武情節及宦官佞幸冒功風氣的不良影響。

據《弇山堂別集》載，正德五年「寧夏平」，邊功加恩於內閣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劉忠、梁儲等，閣臣皆加官蔭子。此次推恩雖未將閣老們蔭子武臣，但邊功恩及內閣實「自茲歲始」。

至正德八年，「以山東、河南賊平，內閣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蔭子錦衣世襲正千戶，辭」。

此後正德十二年，朝廷「錄大同打魚王山及鎮西南山莊坪等處功」，將監督太監張忠「加祿米二十四石，蔭弟侄一人為錦衣衛正千戶」，並「總兵左都督劉暉子副千戶，提督侍郎丁鳳子百戶，俱世襲」，又以「兵部運籌有功」加尚書王瓊「少保兼太子太保，蔭子如忠」。

該戰役本因諸將官杭雄等拼殺「乃有此捷」，而太監張忠提前回朝，並無功勞，只是因兵部尚書王瓊題請，「故忠再受賞而並及瓊」。當時王瓊「與權幸相結納」，多次冒領軍功，「數承蔭敘」。

正德十三年七月，武宗又開「應州御虜功升賞」，大肆封賞蔭內臣武將子弟，「督餉侍郎鄭琮仁、侯觀，廵撫都御史胡瓚、劉達各蔭子」錦衣衛百戶。此次推恩加蔭被《明武宗實錄》編纂者認為是「軍功之濫未有甚於此者」。

然而同月內，武宗又自以「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朱壽，親統六師剿除虜寇」的名義，功賞隨軍太監谷大用等內臣、兵部尚書王瓊等文臣、都督朱泰等武弁佞幸，蔭其子弟為錦衣衛千、百戶，另以「運籌定議，協力成功」為名敕內閣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各蔭子侄一人錦衣衛世襲正千戶」。

總之，在正德一朝，部分文臣隨內臣、近婞冒濫軍功以蔭子武職，誠為不稽。

此後，嘉靖皇帝入繼大統，為拉攏朝臣，以擁迎駕戴功再開大規模冒濫蔭子，其中閣臣蔭子之命令尤為不稽，受蔭大臣紛紛請辭。

然而，這個勢頭已經止不住了，尤其嘉靖中後期開始，大明邊事迭起，使得朝廷較為常態化地加蔭文臣子弟以武職。

內閣大臣、兵部僚員、地方督撫、殉節紳宦等以各類勳勞得蔭，在原歷史上，這種趨勢長期持續直至明朝滅亡。嘉靖中後期以降，內閣重臣如夏言「暴貴自擬世襲錦衣」，翟鑾「以故相行九邊」蔭錦衣，其餘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等等一批閣老、重臣，皆以推恩軍功勳勞，得蔭子錦衣。

更關鍵的是，皇帝們對於這些大臣的後代，並沒有什麼不信任，甚至還格外信任，比方說現在的劉守有，將來的王之禎、吳孟明（吳兌之孫），這些錦衣衛都督，很多都是文臣蔭官之後。

既然制度與趨勢已經如此，高務實又有何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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