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相府夜會(上)（2/2）

嘉靖皇帝雖然到後期成了個「道君皇帝」，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在統治前期還是比較有頭腦的，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和唐玄宗李隆基多少有些類似。非要說不同的點，那大概是唐玄宗晚期更出名的是無限寵愛楊貴妃，而世宗嘉靖則是痴迷於道教。

那麼，嘉靖早年為何要再次重申「非軍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又再次強調「丹書鐵券」的特權呢？

嘉靖皇帝最為後世認可的，是他的權謀手腕，以上兩件事其實說穿了也同樣是權謀。

「非軍功社稷者不得封爵」，這看起來只是重申一下祖宗制度，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了不起就是給正德朝擦屁股，來個「撥亂反正」。

其實不然。

「非軍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從根子上來說，是在打壓已經在朝廷取得絕對優勢的文官集團，給文官集團戴上枷鎖。這是用一條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基本上將文官集團桎梏在勳爵體系之外，讓他們不能繼續擴大「勢力範圍」，把勳爵一系也徹底壓倒。

為何這麼說？如果除了軍功之外的其他功勞也可以封爵，那麼執掌朝廷大權的文官集團完全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來找到可以封爵的文臣，讓這些文臣成為勳爵，久而久之勳爵一定泛濫成災不說，而且絕大多數勳爵都會是由文臣得封。

要知道，武臣勛貴再如何沒落，朝廷的制度也規定了天下衛所需要他們來掛名。換句話說：武臣勛貴的效忠代表著天下兵權始終把握在皇帝手中，始終是皇權的鼎力支持者。

那麼一旦勛貴也成了文官集團的大本營之一，則皇帝的皇權還剩多少？

嘉靖帝很敏銳的看穿了這一本質，因此對「非軍功社稷者不得封爵」的祖制再次予以重申，這其實是他帝王權術的具體展現之一。

而至於封爵賜券的原因，則主要有兩點。

一是撫恤功臣。在封建王朝，封爵賜券是一種最高的待遇，皇帝這樣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撫恤功臣，來鞏固自己的統治需求。只要官員們將封爵作為一種異常尊貴的激勵，那麼這種措施就一定能極大促進了他們的政治積極性。

二是安定人心。對於朝堂中的官員來說，「丹書鐵券」相當於一個「護心丸」，因為獲得它就可以免罪，皇帝為維護自己的統治，需要用這種方法來籠絡重要官員。

不過，整體上來說，勳爵的特權是一直處於緩慢減少狀態下的。

比如在洪武朝，當時的宗室貴族以及功臣，雖然享有眾多的特權，但與皇權統治發生衝突時則往往會被皇帝的意志所左右，法律在此時失去了過去原本的功效，勳爵們即使享有「丹書鐵券」作為免死特權，但其實他們的人身安全也一樣得不到保障，否則朱元璋怎能濫殺功臣？

而到了後來，尤其是嘉靖帝重申「非軍功社稷者不得封爵」以前，封爵制度也不再按照以前的標準，而常常由皇帝的意志所直接決定，甚至還會受到權臣、宦官的影響——如正德年間劉瑾把持朝政，都督神英雖然沒有開疆闊土的功勞，但是因為曾經賄賂過劉瑾，與劉瑾關係交好，便直接被封為了武功伯。

另外，在免死特權方面也有減少，特別是嘉靖以後，皇帝在頒發「丹書鐵券」的同時，相比於國初的時候大幅減少了免死次數，並且雖然得以免罪，但是也少不了被處罰——免死在有些時候真的只是免於一死了。

但不論如何，「丹書鐵券」依然是「丹書鐵券」，其效能還是巨大的。

武將手裡拿著這玩意倒還無所謂，頂多就是戰敗的時候頂一頂，或者貪污、縱兵掠奪等事發之後拿出來頂一頂，確保腦袋不會搬家，其他大用沒有。

但如果是文官手裡有這東西，那可就大大的不同了。丹書鐵券之上一般會直接寫明一些特權，比如「除謀逆不宥外，其餘若犯，免爾本身一次，以酬爾功」。

武將犯罪以戰敗居多，通常對朝廷權力的更迭沒什麼關係，但文臣能犯什麼大罪需要拿丹書鐵券來免罪？那幾乎無外乎政爭引起的權力更迭了。

換句話說，高務實要是拿到一塊丹書鐵券，那就意味著申時行哪怕找到一次能夠直接把他搞下去的機會，這機會也幾乎白給——把丹書鐵券上繳就完事。

找高務實一次機會就已經難於登天，申時行到現在還沒看見影，還指望找他兩次致死的機會？所以張誠說「將來元輔想要動他，那可就比如今難上百倍了」，這絕非危言聳聽。

歸根結底，在於武將並非掌權派，丹書鐵券在他們手裡也就那麼回事；而文官是掌權派，拿著丹書鐵券基本上相當於多了一條命，這就太難搞了。（以上特指嘉靖朝重申丹書鐵券特權以後。）

正是因為嘉靖的重申，到了天啟朝的時候，隻手遮天的九千歲魏忠賢望著如英國公等人的不配合也只能幹瞪眼，這就是嘉靖以後丹書鐵券威力的明證。

因為它的作用其實已經不僅是免死，還成為了一種獨特的權力象徵，使得「與國同休」真正成了一種所有人都認同的思想，形成了慣例，擁有了慣性，而不僅僅只是一句口號。

面對張誠如此直截了當的話，申時行沉默片刻，終於下定決心，道：「此次西北之亂由其所平已成事實，無法挽回，為今之計，只能竭盡所能，阻止其順利封爵耳。不知秉筆可有妙計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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