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4章 封禪(廿九)心學問題（1/2）

第2332章 封禪(廿九)心學問題

且讓我們看看這道聖旨究竟說了啥——字面上的，以及台面下的。

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皇帝提到祖宗(歷代先帝)在建立教育制度時，尊崇孔子的教誨；在選拔官員時，則是推崇宋代理學。

近來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是非，盪棄行簡，復安得忠孝節義之士為朝廷用？——皇帝批評現在有些讀書人不僅詆毀宋儒，甚至開始誹謗孔子，混淆是非，摒棄了簡單明了且行之有效的道德規範，並反問長此以往如何能培養出忠孝節義的人才為朝廷所用。

只緣主司誤以憐才為心，曲牧好奇新進，以致如此。——皇帝認為，主考官(主司)出於對才華的偏愛，對新奇思想的好奇，導致了這種局面。

新進未成之才，只宜裁正待舉，豈得輙加取錄，以誤天下！——皇帝指出，對於尚未成熟的新進士人，應該加以正確的指導並等待他們思想成熟，而不是急於錄取，以免誤導天下。

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禆。——皇帝認為大臣們(方從哲及應和方從哲奏疏的其他大臣)的奏章對天下的教育是有益處的。

還開列條款，務期必行。——皇帝要求大臣們制定具體的條款，並確保這些條款得到執行。

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皇帝認為佛教和道教是不同於儒家的修習方法，應該在山林中獨自修習，而不應作為朝廷政策之導向。

有好尚者，任解官，自便去，勿與儒術並進，以混人心。——對於那些喜好佛教或道教的人，皇帝允許他們辭去官職，自行修習，但不允許這些修習方式與儒家學術混雜，以免混淆人心。

字面解讀就是這些，看起來皇帝只是反對佛道思想進入朝廷行政體系，並未提及其他。但這種事居然鬧到皇帝需要下旨申明，本來就已經說明問題之嚴峻了——哪裡是佛老問題，分明是儒家內部出了毛病，開始佛老化了。

儒家作為一種明確的入世思想，怎麼會佛老化呢？毫無疑問，剛才就談到過這個問題，是心學自身出現了佛老化傾向，繼而導致以心學為基礎的很多朝廷命官、士林學子的思想佛老化，最終影響朝廷整個行政體系都逐漸佛老化。

所以，皇帝聖旨一字未貶心學，而字字直指心學；一字未捧實學，而字字直夸實學。

這就讓很多心學派官員心驚膽戰了。不過，心學的問題確實越來越大，而且已經走到了危險的邊緣，這一點其實不勞實學派和傳統理學派官員指摘，他們自己心裡也是明白的。

高務實本人其實深知心學必然衰朽，不過他現在的問題在於不能等心學自然衰朽，而是要從朝廷的高度來考慮，需要加速其衰朽的速度。

為什麼呢？看看歷史上心學的發展和衰微就知道。明代心學是由江門心學過渡到姚江心學，最後由陽明後學推向極致。江門心學因為前後宗旨不一，導致江門後學因流入姚江心學而衰落。

由於心學內部分化、不守師說、流於虛浮，又遭到官方打壓、理學非難，再加上改朝換代等因素，最終心學為實學所替代。

明代中期之後心學大盛，成為與程朱理學相抗衡的顯學。用後世的觀點來說，程朱理學作為官學，對當時人們的個性和思想產生了莫大的束縛。而心學尤其是陽明心學的產生，社會風氣為之一變。

在心學的催化作用下，人們的思想得到解放，逐漸由保守走向追求個性獨立。陽明心學及其後學的發展，給有明一代的思想、學術、文藝以及社會生活帶來了莫大活力，這是其積極的一面。

但同時，心學也使社會中產生了一股逃禪和清談的風氣，使人們流於虛浮而缺乏務實，這成為明末遺民反思明朝覆亡原因時的一個重要標靶。明代心學特別是王門後學的見解思想並不統一，彼此又相互問難，到明朝後期各種危機爆發時，姚江心學的衰落在所難免。究其原因，可以分為內因和外因兩大方面。

從內因上來說，心學有幾大問題：

其一是內部分化。陽明辭世後，粗分為七派，思想主旨不統一，且相互之間多有攻訐發難，在未受外力衝擊前，內部倒先分裂。

由於黃宗羲所劃分的七派是根據地域劃分的，所以七派中不同人物的主張又有不同，像浙中學派中王畿和錢德洪對王陽明的「四句教」就有四有、四無的大分歧。

二人在陽明生前就為此爭論不休，而王畿、王艮的主張又傾向於禪化，自然又會受到像鄒守益等恪守王學的批評。

其二是違反師說。除了鄒守益代表的「主敬派」比較恪守陽明宗旨外，其他學派對王陽明的「致良知」、「格物」等概念幾乎都進行了自己的詮解，所以才有了「虛無派」、「日用派」、「主靜派」、「主事派」的區別。

這其中，改造特別過分的當屬影響最大的「虛無派」和「日用派」。黃宗羲針對這兩派做過專門批判：「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啟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為禪矣。」

可以說，陽明學說能夠風行天下，「虛無派」和「日用派」的主張居功甚大，但是由於其改造過大，躋而為禪，也導致心學的本來面貌被掩蓋。

說起來，當初王陽明本人可是專門批評過一些佛、老學說之中過於虛妄的說法的，不知道他泉下有知，是否會為後世門徒亂解其本說感到憤怒？

其三是流於空疏。原歷史上的明末社會在危機四伏，經濟衰退，戰事頻起，大廈將傾之際，社會呼喚的是能改革弊政、上馬殺敵、整治社會的實幹型人物，而王門後學大都流為虛浮的口上說教。

關於這點也很讓人感慨，因為王陽明在世時對此就早有預感，其言：「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理淪埋已久。學者苦於聞見障蔽，無入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真是不幸啊，先生竟一語成讖。

王學的命運不幸被其言中，在其去世後，王學也逐漸趨於空疏，不再作修持上的功夫，只是「想像」，也忘了乃師四平叛亂的壯舉。

對於王學的空疏之風，顧炎武對此做了激烈批評：「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他將王陽明比作晉之王導、宋之王安石，認為明朝的滅亡，根子上就是王陽明所開啟的「新說」導致的。

當然，將國家的覆亡歸結為一百多年前的某個人，不免失之簡單武斷，但也從側面說明陽明心學的流弊波及深遠。

陽明心學本質上是「知行合一」的實踐哲學，正如牟鍾鑒所說：「陽明心學不是書齋哲學，不單純是邏輯推演的產物，也是他個人對社會人生痛苦體驗後有深切解悟的產物。王學是生活和實踐的哲學，這對於準確把握王學的內在精神十分必要。」

現在諸位當知，「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何其偉大的論斷和指路明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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