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敖曹：河北漢人之光（2/2）

高敖曹直接抽刀砍掉使者頭顱並說道：「何難之有？」

之後高敖曹又與劉貴相坐，有人來奏黃河民工死傷甚巨，劉貴說：「頭錢價漢，隨之死。」高敖曹聞言大怒，抽刀便要砍劉貴。

劉貴逃回軍營，高敖曹還要召集部伍攻擊劉貴軍，侯景、万俟洛等胡將勸說之下，高敖曹才肯罷休。

劉貴就是當年高歡落魄投靠爾朱榮時、數次向爾朱榮舉薦高歡的匈奴人，面對高歡的良朋故友，高敖曹尚且寸步不讓。

雖然後世有論劉貴所謂「一錢漢」並非特指漢人命賤，高敖曹反應過激云云，但先有社會普遍的歧視氛圍形成，才會有聞言大怒的反應，這是必然而有的現實。

高敖曹性格或有偏激剛愎之處，但其不阿貴幸、勇於反擊的作風，在北魏末年胡風浸深、六鎮武人桀驁當時的社會氛圍中，亦足可稱筋骨強悍。

史載高歡對高敖曹禮遇有加，臨軍常以鮮卑語號令，但在面對高敖曹時便說漢話。高敖曹曾入丞相府遭到門仆阻止，高敖曹引弓射之，高歡亦不見罪。

但無論高歡個人對高敖曹怎樣的禮遇，東魏之所建立依賴北鎮武人為其軍事基礎的基本路線不會改變，高敖曹這樣的存在在東魏自然是一個異類。

東西魏河橋之戰，是東魏侯景、高敖曹率先發難，進攻金墉城。之後侯景退走河橋，西魏大軍得以全力進攻高敖曹部，高敖曹最終不敵退走，抵達河陽時卻被河陽太守高永樂拒絕接納，最終西魏追兵趕到、斬殺高敖曹。

在這過程中，始終不見侯景對高敖曹進行有效增援，而作為高歡族親的高永樂對高敖曹更是惡意明顯。

所以說，高敖曹的死，其實是北鎮武人為主體的東西魏聯合對高敖曹這一漢人武裝代表的排斥與加害。

侯景作為懷朔鎮僅次於高歡的北鎮武人代表，其時又離開河北前往河南發展，高敖曹也時常領兵於河南進行軍事活動，彼此間的勢力範圍與活動空間存在一定程度的衝突。

雖然河橋之戰的爆發不是以剷除高敖曹為最大動機，但當戰場局部形勢形成時，侯景是有絕對的理由和動機放棄高敖曹這一友軍。

高敖曹長久以來不合群的桀驁姿態，也讓他遭到東魏北鎮武人群體杯葛排斥，因此高永樂落井下石，眼睜睜看著高敖曹被西魏軍隊斬殺。

高歡對渤海高氏的態度，也是東魏政權初期勢力格局一大線索。

最初，高歡剛剛接手六鎮鎮民，因六鎮之眾疲弱難戰、勢力仍然弱小。正是靠著河北豪強的主動接納，高歡才得以順利進入河北。

直至韓陵之戰時，高歡的兵力仍然遠遜爾朱氏，這說明他對六鎮鎮民的整編仍然不夠徹底有效。

前文有講，高歡對六鎮鎮民的收復，是建立在一系列包括欺詐在內的權術基礎上的。因此高歡對六鎮鎮民的控制力究竟幾深，仍然存在著很大的討論空間。

起碼在邙山之戰發生時，六鎮鎮民或者說其中的代表將領，對高歡是否篤定效忠，就連高歡自己都不能確定。

這其中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東魏將領彭樂。戰爭初期，彭樂因為沖得太猛，有人誣告彭樂反叛，高歡居然信了。而彭樂在幾乎抓住宇文泰的情況下仍然放走對方，足見上下級的溝通是存在很大問題。

據此言之，高歡之對六鎮的掌控，與其說是令行禁止，不如說是拉攏示好。

｛東魏武定四年末，高歡臨終前看到兒子高澄憂心忡忡，就問兒子是否擔心侯景造反。

高歡說：「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撥扈志，顧我能養，豈為汝駕御也？」

這段話很著名，為研究此段歷史的學者所熟知。

「養」與「被養」，放在東魏具體的歷史場景中，高歡顯然是被動的，他不能不養。

漢族官僚杜弼三番五次提醒高歡，干涉一下勛貴「掠奪萬民」的行為，高歡的回答是：「諸勛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

這則例證，反映了高歡與勛貴之間「養」的具體涵義：高歡縱容勛貴，換取勛貴在武力上的支持。所以，高歡和勛貴之間的關係，在上下級之外，某種程度上帶有對等的性質。｝

（引自《北鎮勢力與北朝政治文化》）

有關高歡對北鎮武人的縱容，還有一段他和杜弼之間的對話同樣很知名。

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

這段對話顯示出高歡對其政權基礎的認識，所謂督將在這語境下就是指的鮮卑、或者說北鎮武人，在高歡看來，東魏統治的基礎就在於北鎮武人和中原士大夫。

在西魏這一心腹大患未除之前，這二者都需要優待籠絡。

高歡最後一句「爾宜少待，吾不忘之」，指的是高歡已經決定畢其功於一役，沙苑之戰解決西魏的威脅後便認真考慮杜弼的提議。

但很可惜，沙苑之戰事與願違，高歡也已經意識到西魏已經不是一兩場戰事就能解決的危機，需要做好長久的準備。

536年，高歡之子高澄前往鄴都輔政，並在之後主持了一系列打擊權貴的反腐工作，常被後世援引解讀。

但高澄打擊權貴的同時，東魏的外部環境發生基本變化了嗎？或者說，高歡此前所言「爾宜少待」的政治環境達成了嗎？

沒有！非但沒有，反而因為沙苑之戰的戰敗變得更加惡劣。

東魏是一個霸府政權，而不是一個統一的完整王朝，一切的政治活動都要圍繞軍事這一根本目標。

東魏的外部環境既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高歡所憂慮的邊患問題仍然存在，那麼高澄的一系列改革、特別是針對晉陽北鎮勛貴群體的打壓，註定只能虎頭蛇尾！

回到渤海高氏的問題上，高歡認為立國的根本在於北鎮武人和中原士大夫，那麼高乾兄弟屬於這二者嗎？

高乾兄弟並不屬於傳統的世族官僚，說他們是河北地方豪強更加合適，他們兄弟以鄉資為基礎、以武功為途徑，並不同於完全脫離鄉土基礎的世族中央政治官僚。

公元543年，高乾之弟高仲密據州反叛，投靠西魏，從而引發了東西魏第四場大戰的邙山之戰。

有關高仲密的背叛原因，有說是情色事件引起，有說是因為高澄主持的整頓吏治，也有說高仲密本身品德才能低劣等等。

高仲密的反叛，其實就是渤海高氏在東魏政權一路走低的一個結果。

誠然，渤海高氏在高歡霸權初期是地位超然、擁有盟友地位，就連高歡都要稱呼高乾為大叔。

高乾的死是其家族遭受的第一次打擊，其諸弟俱不能代替高乾維持在北魏以及東魏政權中的政治地位和號召力。

高敖曹的死是第二次打擊，渤海高氏喪失了在河北豪強武裝中超然的領袖地位。

政治與軍事上雙重失意後，渤海高氏還能剩下什麼？那就是不菲的鄉土人脈和經濟資源。

史載高仲密擔任御史中尉期間，選用御史多為其親戚鄉老、不孚眾望，被高澄勒令改選。這明顯就是高仲密自恃勢位，希望在朝中樹立引援同黨的一次嘗試。

高仲密並不具備其兄高乾的政治聲望和號召力，也不具備其弟高敖曹出色的軍事才能，並且沒有敏銳的意識到東魏時局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高歡霸業之初，渤海高氏是其政治盟友，但在東魏建立多年後，渤海高氏已經成為高歡政權的一個障礙。

特別當西魏分立已成定局，高歡需要長期供養北鎮鎮兵以討伐對抗西魏時，來自河北的錢糧便是他控制北鎮最主要的手段之一。

因此，高歡是絕對不能容忍河北仍然存在諸如渤海高氏這種掌握大量鄉土資源的豪強仍然存在的。

比如和高乾兄弟一同迎接高歡進入河北的趙郡李元忠，元忠的家境富厚，家裡的人喜歡舉貸求利，他就常常燒掉借約，免掉他人的債務。

元忠雖居要職，最初對日常雜事從不插手，而只以聲酒自娛，且常常喝醉。大小家事，也是一點都不關心。園庭之中，種滿了果樹藥材，親戚朋友來訪，一定留下喝酒。經常挾彈攜壺，遨遊里閭，飲酒作樂，怡然自得。

而等到李元忠晚年，孫騰、司馬子如曾一同拜訪過元忠，見他坐在庭院中的樹底下，披著被端著酒壺，周圍再無長物。

元忠對二位說：「沒有想到今天只有粗糙的飯食。」邊說邊呼妻出來，其妻衣不曳地。

二位互相看了一眼，感嘆著走了，馬上給他送來了許多的米絹衣服，元忠接受了，卻很快分發給了周圍的人。

李元忠雖然在東魏政治地位得到進步，但其經濟利益卻前後差距明顯。或許正是因為對鄉土資源的放棄，才換來高氏對其網開一面的優待。

高仲密既不具備出色的政治和軍事才能，又不肯放棄世代積累的鄉土經濟資源，最終走上了反叛東魏的道路。

河北世族豪門在高歡的創業初期，是他的親密夥伴。

但當他霸業初成、確立權臣地位時，便不希望河北世族出現能夠與他相等的政治人物。隨著軍事力量漸強，其所倚重的北鎮武人便開始有意排斥漢人武裝力量。

最終，為了增強國力、獲得河北錢糧的控制權，河北世族豪強們要麼反叛東魏，要麼放棄鄉土資源、退化鄉土豪強色彩，成為受命於中央的官僚。

北齊年間所發生的乾明政變，便代表著漢人世族力量在北齊朝廷的萎縮。

以楊愔為首的漢人官僚們雖然在高洋死後一度取得北齊朝廷的執政權，但在高演、高湛近乎鬧劇的反撲之下，很快就遭到了顛覆。

所以北齊中後期的世族官僚，其實是類似於侫幸一類的存在。他們的權力來源，嚴重依賴君王的寵幸，除此之外，無論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都不具備任何能與勛貴集團抗衡的實力。

北齊後期一些政治現象，其實展現出類似北魏末年河陰之變前後的特徵。

北齊雖然繼承了北魏大部分的遺產，但也繼承了很多弊病，儘管在制度建設的很多方面都要超出了同時期的北周，最終還是因為上層政治的長期混亂而覆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