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蟠虎踞，東南形勝－－東南（下）（2/2）

自東南發起的北伐，在布勢上能體現出對東南地理形勢作整體經營的最典型的戰例是劉裕北伐後秦之戰。劉裕在東晉義熙五年（409年）北伐南燕，使山東回到東晉的版圖，確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義熙八年（412年）派朱齡石統兵入蜀，平定焦縱，使四川回到東晉的版圖，確保了荊襄上游的安全，並將荊襄經營為日後北伐的一個前進基地。在國內，他鎮壓了盧循起義，消火了劉毅、諸葛長民、司馬休之等反對勢力。東晉政局穩定，事權歸一。

義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劉裕趁後秦國主姚興死後諸子內訌的有利時機北伐後秦。其進攻部署大致分三個方向：淮河、山東和荊襄。淮河正面，王鎮惡、檀道濟率步軍自壽山向許、洛方向進攻，沈林子、劉遵考率水軍溯汴水西進，作為後繼；荊襄方面北上之軍分為兩路：朱超石、胡藩率軍從南側進攻洛陽，沈田子、傅弘之率軍一部趨武關，作牽制性作戰；山東方面，王仲德督前鋒諸軍由彭城溯泗水，開巨野澤入黃河；劉裕自統大軍待水路開通後，由泗水入黃河，再沿黃河西進。（見圖2－3－3）

這次作戰，布局宏大，幾個方向的進攻配合起來，足以撐開全局。自荊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對洛陽的進攻；沈田子、傅弘之則率先自武關攻入關中，牽制大部秦軍，有力地配合了潼關正面的進攻。山東方向，王仲德開巨野澤，打通由泗水入黃河的交通線路，是晉軍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晉軍糧草裝備的運輸線；另外，劉裕主力入河後，針對北魏在黃河北岸屯兵十萬的嚴峻形勢，馬上在山東置立北青州，以向彌為北青州刺史，鎮守碻磝（今山東東阿西北），掩護由泗入河之路，且監視魏軍行動，保證後方的安全。由於劉裕處置得當，攻後秦之戰遂得以順利展開。這次北伐，一舉收復了關中和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

明初朱元璋北伐則是自東南發起的北伐中惟一徹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開創了以東南為基礎統一天下的先例。

元朝統治暴虐，在元末農民大起義的衝擊下早已搖搖欲墜。朱元璋在掃平南方群雄、統一長江中下游地區之後，即舉兵北伐元朝。（見圖2－3－4）

在商議北伐方略時，將領們多主張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說：「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于堅城之下，饋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走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捲而下矣。」 [ 註：《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一 ]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為基礎，西平陳友諒，控制荊襄上游；東滅張士誠，鞏固三吳根本。控制荊襄，保障了對長江形勢的控制；鞏固三吳，保障了大後方的穩固。元朝在經歷了劉福通起義的衝擊後武備不振，它所倚重的統兵將領如盤據山西的擴廓帖木爾、擁兵關中的李思濟、張良弼等卻爭權奪利，各謀保境割據，相互攻伐，不相統一。這正好給了朱元璋各個擊破和直搗大都的機會。

元朝在失去對江淮以南地域的控制之後，正賴河南、山東作為南方藩籬，抵禦明軍北上。山東是大都的南面屏障，監控著南北水路運輸的大動脈，在南北之間居於樞紐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屏蔽」。元朝失山東即已等於門戶大開，再無天然屏障以御明軍。明軍攻占山東後，還可以利用大運河的北段，順流長驅。取河南則可保護北伐軍的側翼。至於攻取河南之後，止兵潼關而不攻關中，徑攻河北而不攻山西，一方面正如朱元璋所分析的：「擴廓帖木爾、李思濟、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可不戰而克。」 [ 註：《明史紀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 另一方面也有地理大勢上的原因。朱元璋北伐的目標在河北，攻關中會有漫長的側翼暴露。劉裕伐後秦時即冒著後路被北魏切斷的危險。明初盤據山西的擴廓帖木爾（即王保保）為元朝最能征慣戰之將，所部亦為元軍精銳，若攻山西則必曠日持久。北宋先攻山西北漢而後收幽雲，結果屢攻北漢耗盡國家精銳，最終無力收復幽雲十六州之地。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後便徑攻河北，倒很似劉宋時劉興祖所言北伐方略。朱元璋的北伐構想符合當時的政治形勢，也符合南北相爭的地理形勢。

明軍北伐的作戰經過基本上循著朱元璋既定的北伐方略展開。明軍首先攻占山東，然後，向西旋轉，攻取河南，西抵潼關，阻遏關中元軍之東出。然後，進軍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驅逐山西擴廓帖木爾，進軍關隴、巴蜀，統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