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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8章 我嘉靖朝猛人云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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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只是借衍聖公的影響力去更有效率地打壓阻攔新法的那些人,而不是真的要棄天下讀書人而不用。

在座也沒有一個人真的不尊敬孔子。

這件事,主要還是立規矩,新法和新學的規矩。

「若這樣去做,恐怕不能令人心服口服。」楊廷和說了一句。

「孚敬在廣東,多的是心口不服之輩。」張孚敬淡然說道,「然則治國安民,除了禮,還有法。陛下專設提刑司之意,孚敬現在是體悟更深了。」

可能做到所有人都心服口服嗎?不存在的。

他說完這一句又笑道:「陛下不是說了嗎?矛盾是恆在的,主要矛盾先解決。」

楊廷和感慨道:「茂恭精於實務,果然體悟更深。如今主要之矛盾,確實便是仍有人因私利而阻新法。這祀典之議也好,地方官員借新法之名擾民害民也好,都只是其表,不是其里。」

「正是。不然,陛下為何要言陰阻新法便視同謀逆?」張孚敬儼然快刀出鞘的氣勢,「新法為的是富國,向來言富國便是開源節流。如今,新法反倒許多處都還是加大支用,難道就不能言節流了?而天下祀孔之儀靡費多少,算一算就一清二楚。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夫子在天之靈若知兩千年後華夏子孫竟因敬之祭之便一年需支用如此多的錢財,耗費如此多的人力,其心能安否?」

這又是孔子說過的話。

在座的沒人不清楚這句話。

但辯題的根本在於,如今尊孔是出於政治需求,是皇帝要用這種方式來收攏天下讀書人的心,所以祀孔之典規格越來越高。

隨著辯論的深入,論點肯定會深入到這個層面,反對之人也一定會去強調削減祭祀規格、降低諡號會令天下讀書人認為皇帝實則是不尊儒家,離心離德,教化不彰,天下大亂。

從立場出發,他們本來就不會服、不肯服,哪怕禮要節儉是孔子本人說過的話。

楊廷和凝眉深思片刻就說道:「是非曲直自在人心,青史必會如實留下今時今日之事。茂恭,我要謝伱。新法與廣東卓有成效,犬子書信中,已有廣東百姓感念陛下愛民,體諒我等苦心。此茂恭之功,請受我一拜。」

「閣老謬讚了,此皆陛下寬仁愛民英姿決斷、閣老們籌謀贊畫之功,孚敬不敢受。」

張孚敬回著禮。

參策是整個大明最核心的人物們,而參策中的閣臣也個個都資歷頗深、門生故舊遍天下。

張孚敬得到了楊廷和的肯定與敬重,隨後就慨然說道:「夫子尊王號,可並不曾顯得我儒門更顯要。有唐七迎佛骨,徽欽自稱道君,宋孝宗更言以佛修心,以道養身,以儒治世,釋道二家聲威日隆。程朱陸等先賢引釋道二家巧思,各有理學心學傳承,如今雖尊夫子為王,但天下百姓誰不是儒釋道三家教誨皆遵行一二?」

楊廷和等人繼續聽著他的見解。

這一點直指追尊孔子王號其實並沒有讓讀書人的地位變得更高,讓儒家禮法的教化行走得更遠。

在民間,老百姓確實是都信一點。道士怎麼說,和尚怎麼說,儒家禮法怎麼規定,他們為求心安或者為了避免太個性,大多都會去遵行。

那張孚敬現在準備說什麼?

只見他侃侃而談:「孚敬於廣東,體悟最深者便是百姓之艱。若能讓百姓因此飢有糧、寒有衣、居有屋、不畏災禍,那麼教化何難?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士紳假尊孔而謀私利,言教化而忘百姓,南轅北轍矣。」

「孚敬於陛下學問最為嘆服者乃是明物之理而資以人力。聽聞山西、陝西試種洋薯,如今諸省清整水利,皆是明物之理而資以人力,使有數之田收更多糧食。君臣一心行的是煌煌大道,使百姓衣食足、倉廩實,這才是真正尊儒。天下有不明此理者,皆不明儒門經義、心無百姓蒼生之輩,可稱盜儒、匪儒。」

「假儒門之梯謀一己之榮,劫天下資財忘先賢教誨,與盜匪何異?重定祀孔之典,正本清源爾!數典而忘祖,其可乎?陛下尊夫子為先師,悟實踐學而治國平天下,可謂衣缽未絕、推陳出新!自嘉靖三年起,尊孔之正道,便是研習新學、厲行新法、忠君用事、治國安民。有功於國、有功於民者,方可稱尊師重道!」

眾人目瞪口呆。

張孚敬的意思是,把皇帝說成孔子真正的衣缽傳人?

是不是能「合法」擁有儒籍,以後要看是不是忠君、有功?

如果天下都研習新學問,天下讀書人都是皇帝的弟子。在儒門禮法之內,敢不敢不尊師重道?

張孚敬必須要對他們說這些話。

王守仁的觀點已經來了,王守仁必定也會有一番高見。

楊廷和他們不見得沒有思考,只不過他們所處的位置,他們過去思維所受的束縛,容不得他們亂說。

但張孚敬沒有顧忌,他當官才三年呢。

他也有著在廣東一往無前的氣勢。

至於為什麼是在這裡說而不是在辯駁的時候說,因為這裡的人才是根本。

因為新學問是皇帝提出來的,新法實則是皇帝決意要主持的。

所以,如今無非只是一些守舊不甘之人垂死掙扎罷了。

將來,是新學問與新法的天下。面前有五人,他們誰也不能抹滅掉這些觀點出自他張孚敬。

朱厚熜還不知道張孚敬剛剛發表了這樣的見解,張孚敬也不知道,此時的御書房內朱厚熜看著那《實踐學與辯證法之考》第一卷目瞪口呆。

只能說,嘉靖朝真的是猛人云集。

用詞雖然不一樣,但是王守仁的領悟,切中根本了。

他本身就講究知後便行,從行中致良知。他的觀點裡,本身就有實踐決定認識的意思。

只不過,他過於強調每個個體認知的不同,因此過度拔高了「知」的作用,變得有些主觀唯心。

但在朱厚熜提出物之理,把知解釋為格物致知是知物理之後,王守仁說這樣不對。

知,應該是既有物理之知,也有人理之知。

實踐,從來是既離不開萬物之理,也離不開人倫之理。

累累青史有證,從無百代不移之學,也無萬世不變之法。這原因,便是萬物之理雖不曾有變,然一朝一代,這人一直在變。人與人,國與國,天時地利人和都各不相同。

這種情況下,哪裡談得上物理之知、人理之知皆有一個顛撲不破的明文?

求道之難,皆緣於此。

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但他在老家丁憂的這兩年多時間裡,終於從不知道多少先賢典籍、史冊與皇帝這些新說法里提煉出了一句新的話。

求知是行,行而有知。知有真謬,行之便明。真知有時而變,行而驗之改之。知之行之有功,方為一時真知。

落在朱厚熜眼裡,這自然是那句熟悉無比的話。

實踐決定認識,認識指導實踐。沒有永遠不變的認識,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王守仁就這麼能悟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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