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六十八章 欲加之罪，其無詞乎？（2/2）
「是，但也不儘是。」
蘇轍道：「我真正所憂慮的，是張庭長方才所引用的這個罪名再加上皇家警察的職權，以及張庭長所給予的懲罰。
其實方才所審理的那幾樁案子，在市集中是見慣不怪，而在之前，也是處於可罰可不罰之間，往往都是看對方是何人，如果對方是顯貴，且未有致人受傷，可能也就是息事寧人，甚至於那些衙差是視若無睹，避而不及，但如果是百姓，就有可能會被抓去衙里敲上一筆。
而如今張庭長几番引用的那條罪名，是可以引用很多糾紛上面，那些皇家警察同樣也可以抓人，這就使得皇家警察的權力變得非常可怕。
那唐朝大宰相魏徵就曾言過，『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欲加之罪，其無詞乎？』。」
這話里話外，還是對張斐的判罰是有所不滿的。
雖然張斐引用的罪名，也就是「諸在市及人眾中，故相驚動，令擾亂者。」本就涵蓋許多，但大體都是泛指，引發眾人恐慌，要更進一步地說，主要就是針對謊稱猛獸入城，引發恐慌。
很少引用到鬥毆上面。
更別說幾個案子都引用這一條罪名。
此外，宋刑統上對這個罪名的判罰，最低標準是杖八十，可沒有什麼勞役的懲罰。
雖然蘇轍也知道張斐是有這方面的權力，但是這個罪名本就模糊，懲罰還是你說了算，肯定是不行的。
庭長是可以看人來判，不爽的就重判，順眼的就輕判。
更為關鍵的是，皇家警察的職權加上這條罪名，再加上張斐的判罰，這三者合一，皇家警察的權力是很難被監督的。
二人吵架，也有可能被抓。
因為你沒法斷定，吵架會不會擾亂市集，但既然打架可以，那麼吵架當然也可以。
這會皇家警察有很多操作的空間。
張斐點點頭道：「蘇檢察長言之有理，其實在此之前，我就研究過相關律例和案例，在這方面，我朝的律法是非常嚴厲的。
如果我當時依律判決，如許景天他們那種行為，其實都可以判到斗訟律，最輕要徒刑三年，但這顯然是不合理的。那麼如果我不引用這條罪名，那我就只能引用雜律第二十七卷，最後一條，諸不應得為而為之者。」
蘇轍道：「方才魏徵那句話，便是指得這條罪名。」
張斐笑道：「其罪疏議為，雜犯輕罪，觸類弘多，金科玉條，包羅難盡。如果我引用這條罪名，那我是怎麼判都不為過，而且這條罪名甚至允許我判處死刑，故此我不想引用這條罪名。
而我之所以引用雜律第四百三十二條，諸在市及人眾中，故相驚動，令擾亂者。就是希望將這一類案件，全部歸於這條罪名之下，然後擬寫出非常詳細的條例，而懲罰統一用勞役，從一個時辰到兩個月，根據情節輕重來設定。
以此來跟斗訟律和賊盜律做出區分，亦是補充，比如互毆，嚴重者，可劃到斗訟律，只是一些輕微的那就劃到這條律例下。」
蘇轍這才反應過來，道：「原來張庭長早就考慮到這一點。」
張斐雙手一攤，「我也沒有辦法，我找不到相關律例。」
這個「不應得為罪」，顧名思義，就是為雜律兜底，這人與人之間的糾紛太多，律例不可能寫得面面俱到。
那麼官府怎麼去依律管制，如果找不到適合的律例，就可以引用這條律法，來做出判決。
如果沒有律例，且情節非常嚴重，可引用此律，判處死刑。
當然，就唐宋而言，如果判死刑，是要經過很嚴格的審查，且必須是要通過皇帝的。
官員一般也不喜歡判死刑，因為要是錯判，皇帝是肯定知道的。
就張斐的認知而言，他當然認為，這類口袋罪名還是儘量少一點為妙，正如魏徵所言：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欲加之罪，其無詞乎？
一旦官員引用這條罪名，官司都沒法打。
但張斐也有考慮到，這不是一個法制時代，律法也不完善，如果不給於官府這種權力，可能會遇到更多的問題，那富人可以隨便欺壓窮人。
這也是為什麼司馬光他們一直強調，要重視官員的品德問題，一個好官引用律例，多半是為揚善懲惡，這裡面是有著時代的局限性。
張斐就不打算動這條律例。
故此，張斐只能將這種治安罪，劃到另一條罪名上，因為這個「不應得為罪」是在找不到對應律例的情況，可以引用。
疏議就解釋的非常清楚，雜犯輕罪，觸類弘多，金科玉條，包羅難盡。
但如果你有相關律例，那就無法引用這條罪名。
當法律條文越發細緻，可進一步去縮小這口袋罪。
蘇轍道：「但不知張庭長打算如何彌補這漏洞？」
張斐道：「這事我一個人做不到，我建議是由皇庭、檢察院、警署共同擬定相關罪名，以及具體懲罰。如果蘇小先生願意的話，可以由蘇小先生來主持。」
蘇轍忙道：「不敢，不敢，這主意是張庭長出的，自當由張庭長來主持。」
張斐搖搖頭道：「我不行，我很忙，我有很多事好做。」
身後許芷倩不由得鄙視了一眼張斐，什麼忙，他就是懶。
但蘇轍不這麼看，他認為張斐是暗指，他還得兼顧裁軍、財政，等等法令，無暇處理。於是道：「那那好吧，如果張庭長最近抽不出空來，我可以暫替張庭長主持。」
張斐立刻拱手道：「那就有勞了。」
蘇轍道：「那關於皇家警察。」
張斐道：「暫時就只能依靠你我來監督，讓皇家警察知道，他們抓的每一個嫌犯，都有上訴皇庭的權力。除此之外，暫無更好的辦法，如果給予皇家警察太多限制，那只會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