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七章 新年要有新氣象（1/2）

黎安理聞言一愣，連忙回道：「大帥放心，與恂兒無關。」

聽到這兒，黎漢明頓時鬆了一口氣，笑道：「既然與黎恂無關，那伯父你又是為啥？」

「主要是我第一次出手就查到了恂兒的部門有問題，顯然他的能力還不足以勝任這個職位。」黎安理聞言有些難以啟齒的回道。

「伯父不必憂心，我看著的也不是黎恂的能力，而是他只得信任，想來您也知道，工商部和財政部一樣，是我們的錢袋子，我也只能任命最為信任的人來接管。」

解釋了一句後黎漢明有些好奇的問道：「牽扯到工商部的哪些官員了？」

「回大帥，牽扯到了劉清，他原本是在貴州管鹽政，和自貢的鹽商都頗為熟識，此次監察部也是收到一個原本的鹽商的據報，才知道了劉清收受賄賂的事情。」

明清兩代，那些在官府特許的鹽商們聚斂了巨量的財富。負海鹽之利溝通南北的徽商和淮商，賣運城鹽出入長城內外的晉商，「川鹽濟楚」的自貢鹽商，都是極一時之盛。

這些商人的興起既有地域之利，更主要的是獲得官府特許經營。在雲南、貴州、江西、福建內陸這些遠離產鹽區的地方，則有大量行腳的私鹽販子在奔波。

有了官府的特許，還得有官員的支持才行，所以貪官污吏就這樣產生了。

想了想，黎漢明說道：「暫時不用理會，暗中深挖，如今私鹽已經關停了，此時劉清還在收受賄賂，那麼其中必有蹊蹺，說不定趁此機會我們還能打掉境內的奸商。」

先前因為戰事，基本上投靠過來的官員黎漢明都照單全收了，其中肯定不乏一些貪官污吏，現在既然暫時閒下來了，也是時候著手清理內部的隊伍建設了。

國之強弱，決於民之貧富，民之貧富則繫於物產之多寡，物產之多寡又起因於工業。

而黎漢明若想要建立一套類似西方國家的工業系統，他必須鼓勵百姓和商人參與到工業建設中。

在此之前，他得清除那些貪得無厭的奸商。

自秦以後，類似於西方的封建制實際上就在中國逐步土崩瓦解了，執政的基礎都是郡縣制。

從階級立場分析的話，在這種體制下可以很容易的分成依靠掌控著權力而獲利的士大夫階級，依靠著土地等生產資料而獲利的地主階級，和什麼都沒有隻能出賣勞動力的無產階級。

當然了，士大夫階級手中的土地可能比地主階級還要多，明以後依靠走私經商獲得的財富也不少，但這改變不了他們是依靠自己士大夫的身份獲利的本質。

在這種體制下，純粹的商人階級，或者叫資產主義階級是很難維持的，因為國家從根本上不保護你。

尋找士大夫作為依靠，就會變成士大夫階級的附庸，不尋找依靠，乾脆就會被權貴們吃干榨淨。因為沒有像西方那種利用大航海時代、大殖民時代短時間集聚財富形成一個階級的機會，中國的商人階級從來都沒有形成一股單獨的力量。

而出現這個現象的本源，不同於近代以前西方統治者歸根結底只是個大封建領主的現實，古代中國的皇帝可是至高無上、一言九鼎的獨裁者，古代中國的統治者並不追求自己的私有財產，因為沒有必要，，畢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在這種體制下，中國的聰明人很簡單的就認知了幾個現實：經商不增加社會流通的產品，而農業、手工業可以增加；老百姓吃不飽是要造反的。

於是可以推出結論，首先要讓這個國家的糧食夠老百姓吃，推出要有足夠的人去干農業，再可以推出工業沒有農業重要，最後推出干商業的越少越好。

於是乎，士農工商的等級立刻就出來了。

現在，很多人習慣把「重農抑商」放在一起來談，認為抑制工商業發展是為了發展農業，實際上這是兩個毫不相干的政策。

重農，立國之本，沒飯吃就要有動亂

無論什麼時候，農業都是立國的根本。最通俗的一句話就是「民以食為天」，無論到了多會兒，民生方面「吃」是第一位的。

一個國家糧食是否充裕，是關係到社會是否穩定的大事，因為在大部分人餓肚子的情況下，社會就會發生動亂，不過在有道聖人治理下不會出現人民的暴亂，人民會選擇一起渡過難關。

抑商，打擊奸商行為，更是對人民的保護

首先必須明確一點，古代抑制商業是對私人商業行為的抑制，並不是不重視商業，公家的商業行為是支持的，因為這也是為百姓服務的一個必要環節。

如果都為了賺錢從事工商業的話，那肯定會耽誤農事，直接威脅著國家的穩定與安全，管仲發動的衡山之謀、石壁之謀都是通過利益引誘其他國家的農民進行商業活動而耽誤農時，還大力收購人家糧食，結果都是不戰而勝，兵不血刃。

土地如果集中在商人手中，他們可能不進行農業活動，而是對土地進行買賣賺取差價，這樣利潤才會更大，而且不費力氣。

可以這樣概括，商人不是財富的產生者，他們只是財富的搬運工。

很多東西在國家不能進行使其運通的時候，商人就會進入這個領域賺取利潤。

他們通過控制運送渠道而掌控某些地區此貨物的多少，從而達到控制價格的目的，也就是說在私人控制下的商業中，價格並不是有多寡決定的，而是由控制的商人來決定。

所以，古代有官道，開鑿運河，這些都是為了物的運通，保證民生，最大程度的杜絕被私商控制的局面。

私有的商業行為，利益是最終目標，為了利益什麼壞事都能做;公有的商業行為，民生與社會的穩定是最終目標，並不去計較利益方面的得失。

但是，黎漢明要發展工業，卻是離不開商人的運作，既然如此，那麼他還是得採取打擊抑制奸商的策略。

而如今既然有了這個機會，那麼，在開放礦產工業前，先清理一部分奸商也就順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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