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6章 寓意（2/2）

趙昺看著看著突然生出股感慨來，這城市是做什麼用的？在瓊州時，他擴建府城，數次加固城防，而其它州縣同樣進行大修大建，目的就是能夠在敵人入侵時作為固守的據點，避難的場所和囤積物資的倉庫。重點放在了軍事防禦的功能上。而趙昺也曾率軍攻打過廣州和泉州，這兩座城市也算是東南沿海的重鎮了，不過他卻認為這兩座城是自己的提款機，財富的集聚之地，並沒有多想過什麼。

今天趙昺心情不大好，也難得未從軍事角度來審視一個城市的功能，卻從中悟到了些什麼。作為現代人我們非常熟悉這一圖景，城市作為權力的中心和權力運作的場所，是非常易於理解的，無須論證，而其也往往是一個地區的政治和經濟、文化中心，有時後者的意義還超過了前者。而大大小小的城市，就作為不同層級的中心地，共同組合成一個龐大的控制網絡。

不同的是現代城市再無人營建城池，甚至為了擴展還將城牆拆毀，剩下的都成了文物，成了一輩人的記憶而已。但幾乎所有的城市都集聚了其所在社會的大部分權力，此點向無疑問。然而趙昺從未想過究竟是城市為權力的集中和運作提供了場所，還是權力「製造」或「產生」了城市這個問題，可現在到了復國反攻的時刻，他又不能不有所考慮。

便以眼下的紹興府城來看，早在近兩千年前便有了城市的雛形，經過不斷的發展如今在城門外的交通要道兩旁或碼頭、渡口，均普遍興起、發展了附郭的街區，有些城市城下街區的面積、居住人口、商業規模都超過城內，甚至數倍於城內。可這些附郭街區顯然並不在城牆的保護範圍內。因此所謂城牆的主要功用在於保護城市，嚴格說來，並不符合事實。

所以趙昺以為在帝制時代的政治意象中，城牆更主要的乃是國家、官府威權的象徵，是一種權力符號。雄壯的城樓，高大的城牆，寬闊的城濠，共同組成了一幅象徵著王朝威權和力量的圖畫，發揮著震懾黔首、宵小乃至叛亂者的作用，使鄉民們匍匐在城牆腳下，更深切地領略到官府的威嚴和肅殺。而舉凡城壁樓櫓之類的營建，都是為了聚形達氣以壯官府之聲勢，故營建『有關於政治也』！

換言之，營建城壁樓櫓，有助於樹立官府的權威，凝聚「民心」，最終達到穩定統治秩序的目的。我們強調城牆乃是王朝威權的象徵，並不意味著否定其軍事意義。事實上，城牆確實發揮著軍事防禦設施的作用，但相對於為數眾多、存在數百年之久的城牆來說，其受到攻擊的機率並不大，發揮其防禦設施作用的時間也較短。換言之，城牆作為威權的象徵而發揮作用，乃是常態；而作為防禦設施發揮作用，卻是異態。

現代有城鄉差別一說，但更多的是指經濟和文化、教育上的差別。但趙昺體會到中國古代的城牆不僅是王朝、官府威權的象徵，還是一種界線，一道城牆劃出了內外之別。在這種由雙重城垣環繞的「回」字形城市裡，內城的城牆將君與民分隔開來，外郭城牆則將民與鄉野之人分隔開來。雖然城與郭未必表現為小城之外套外郭的「回」字形，郭也未必築有土垣，而更可能利用固有山川地物加以聯結用作屏障。

但城牆、郭垣的界線作用，卻是無可懷疑的。在城市地理中心的衙署區，很可能有倚山臨池，空曠寥落；而在城市地理邊緣的城門口、渡口碼頭，則可能車馬交錯、店鋪密集、熱鬧非凡；城市內部的空間分劃往往既不遵守土地利用的「經濟理性」，也不符合適應與生存的「生態理性」，所以趙昺確信對於大多數發展了一定規模城外街區的城市來說，城實際上主要被用來『盛官』的。

諸色官署公廨、營房及官員、士紳、衙吏住宅與園囿占據了城內最優越、最重要的位置，並構成城內街區的主體。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城內並不是最佳的居住選擇，因為它所提供的謀生機會較少，而生活費用又較高。城外則不然，相對低廉的地價、便利的交通、較低的捐稅以及與鄉村的廣泛聯繫，都提供了更多的謀生機會。

這就自然地形成了城內與城外的功能分野：城內主要是行政、文教與士紳住宅區，而城外則是商業、手工業與普通民眾聚居區。由此城內的商業設施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居住在城內的官吏、士紳及其他諸色人等，而城外零售店鋪則面向鄉村，批發商業則主要面向遠距離貿易。如此現象也揭示了城內商業與城外商業的不同功用，前者是城市經濟生活的組成部分，而後者則主要是鄉村生活與區域經濟活動的組成部分，用經濟手段無形的劃分出了階級。

王朝國家通過營建以都城為中心的各層級中心城市，宣示王朝的合法性或正統性權威、突顯凌駕於臣民之上的國家權力，區分華夏與非華夏、化內與化外；城牆的安全防禦功能固然不能低估，但它更主要的乃是國家、官府威權的象徵，是一種權力符號。

同時王朝國家還利用垣牆分隔城市的功能區與不同身份的居民群體，將某一或某些社會群體包括在城內或城市的某一空間之內，而將另一些群體排除出城市，顯然城市中的各種垣牆製造了一個個大小不等的、相對封閉的排他性空間，以達到控制的目的，而權力正是通過某些群體的空間壟斷以及將某些弱勢群體排斥到其他空間而表現出來。

如此種種，趙昺斷定中國古代的城市及其形態和空間布局，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王朝國家權力的空間展布，主要是基於某些制度安排而形成的，是權力運作與各種社會經濟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而並非自然的或必然的選擇結果。子城、羅城、附郭街區的形成，主要是基於制度的規定；功能分區的模糊化，中心與邊緣區的倒錯，只是符合中國式的權力理性。

換句話說是權力製造了城市，制度安排了城市的空間結構。進而言之，中國歷代王朝都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營建以都城為中心的各層級中心城市，固然有很多具體的考慮，但最基本的動因則仍主要是藉此以宣示王朝的合法性或正統性權威、突顯凌駕於臣民之上的國家權力，並在更大空間範圍和社會範圍內攫取更多的權力。

在望海亭中趙昺發了半天呆，琢磨出了這麼個結論，這也讓他想明白了自己在陵區折騰了那麼長時間，殲滅了元軍的兩個萬人隊，可就像一枚落葉飄落到水中，根本沒有什麼反響，即無愛國志士群起而應之，也無百姓捐款納物前來支援。反而是輕取了紹興府城，卻引發了震動，也知道是王師北還了，也知道皇帝親征了，態度轉換之快簡直讓人措手不及。

趙昺現在想來，紹興府的『陷落』不僅僅是一城的得失，而是標誌著權力的轉換，如此說來自己過去的戰略選擇可能出現了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