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０５７章 不徹底（2/2）

趙昺覺得自己在待下去已無意義，不待酒宴開始便離開了青林寺，見他不悅，閉著眼在車上打盹，馬端臨等人也不敢言語，馬車就在一片沉默中駛向城中。

「自己當如何應對這種局面呢？」趙昺在搖搖晃晃的車中假寐，但腦子卻沒有閒著，依然在思考著前邊的問題，他明白一個沒有反思自己的錯誤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一個大國的敗落、一個大民族的衰亡必然是內因起著主導作用，唯有靜下心來認真的反思自我，總結經驗教訓，以史為鑑，痛改前非，方可避免我們民族再次沉淪，亡國固然可怕，但是比亡國更可怕的是一次次重蹈覆轍，而他也不想重蹈覆轍。

大宋自太祖立國至今已經二百餘年，曾兩次面臨亡國之危。趙昺以為在宋室南渡之時本就可以重新布局，開拓一個新的政治空間，但士大夫官僚依然遵循北宋納幣和遼的集體法則，在鉗制武人的信條中苟安一時，紹興十一年的岳飛之死，不僅象徵著一個歷史困境中英雄的悲劇宿命，也標誌著宋代政治又一次永久地封閉在歷史的困境中。

我們看到的是，南渡之後，固然有不少士大夫擺脫了北宋末期功名官場的污濁氣，不時顯露出純潔高尚的靈魂，也並不是都如此瘋狂地熱衷於利祿，追逐、角斗於官場，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的。特別是到了亡國之禍臨頭，大難從天而降，我們也確實在許多士大夫身上依稀看到了儒家人格原型。

但更多的卻是「殉情」和「移情」，以及另一種以「經世致用」為目標的新功利型「移情」。對於僥倖逃過亡國的儒教士大夫而言，只要儒教的道統還在，儒官高高在上的階層地位還在，軍人等其他低賤的階層不至於翻身而上，那就無所謂。

而奴事於異族政權的士大夫們，依舊可以做高高在上，統治者是漢族還是異族，有什麼關係呢？大宋子民被殺得血流成河，有什麼關係呢？維繫儒教道統才是最重要的事。並積極為異族統治者尋求統治中原的合理性、編造出「入夏則夏、入夷則夷」偽理論，主動投降異族。

這再一次證實了儒家的內核文化對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影響是深入骨髓的，有頑強的生命力。即便南宋興起的理學也只是針對商品經濟發展刺激起來的「人慾」而言，企圖靠「內省」壓抑「情慾」的再一次嘗試，試圖以此化解傳統社會「功名心」所包容的這種內在的矛盾。

在南宋末年理學也未能解決士人集團所面臨的問題，官場日趨腐敗，其中也不乏有士人仍保持著高尚的人格與傳統的理想，這些人苦讀多年以科舉入仕。可由於時勢使他們與科舉、官場相隔離，這些人一旦涉足官場，目擊了種種黑幕慘狀，就迅速由狂熱跌入悲觀失望。由此，既看到有玩世不恭、視政治為私利工具者，也看到有視富貴如浮雲、官爵似敝屣的「清流」，更有看破紅塵、入禪修道避世的。

在蒙元入侵，大宋朝走向末路之際，士人們面臨著亡國、亡天下的前所未有的危機，其中一些士人以歷史的責任感奮起反抗，組建行朝延續國脈，肩負起復國的責任。退居瓊州之時，他們也進行了反思，苦苦思索「天下之勢何以流極而至於此」，熱望由此尋找到「有以救之」的「柳暗花明」境界。

但以趙昺的眼光看，他們主要都還是從檢討有宋一代的治國得失入手，思路追跡所及卻是自秦始皇以來的歷史。傳統社會的各種制度，如郡縣制度、胥吏制度、井田制度、錢糧制度、科舉學校制度、選舉用人制度等等，都在他們面前受到歷史思辨的審判，卻沒有涉及根源。

對於其中的狹隘，趙昺也知他們看不到在此之外還存在另一個世界，沒有任何新的社會模式或思想資源可以借鑑比較，只能在古籍中向更早的歷史資源求助。表面像是要回到「三代」去，但他們並不是倒退，歷史的思辨使他們天才地猜測到古代君主專制制度的許多致命弊病，設想過各種校救的可能。但這種反思，在具體的對策上，仍然只是重複存在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