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０３２章 煩心事兒（2/2）
「官家，程姑娘若是被放出宮去，只怕也會被世人厭棄，孤老一生了。」蘇嵐卻是心軟了，心有不忍地道。
「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這總比日後遺禍宮中，害死家人要好的多，至少還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趙昺毫不憐惜地道。不過他也知道隨著小生命們的降生，宮中和諧的局面也許就將被打破，上演一幕幕兄弟鬩牆的慘劇。想想真是心煩……
雖然對喜從天降毫無準備，不過趙昺還是很快接受了。且他的精力又很快轉到即將開始的征西上，他近日接連召見兵部官員，詳細詢問了糧草、器械、服裝、軍餉的準備，兵員士氣等情況，又召江南西部制置使江鉦入京，聽取其意見，會同樞密司制定作戰計劃。
當然這一切都是在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了解情況的只限於正、副相和尚書省、樞密院侍郎以上官員及相關職司主官，但是今天舉行的有關西征的廷議中，他卻與眾臣出現了分歧。按照他的意思，此次征西的主將兼管軍政，如此即便於加強統一指揮，也便於調度轄區物資。可他的意見卻受到大多數人的反對，連陳任翁和江璆都不例外，以為應由朝廷派遣大員坐鎮指揮，統籌全局。
此事讓趙昺十分煩惱，他的觀點是出於作戰需要，但是眾臣的出發點則是國家制度。其實雙方的出發點都是一致的，都是為了能順利收復西川，只是操作上有分歧，可趙昺也難以說服對方。而在大戰即將開始之際，上層卻無法形成統一，使他焦慮又無奈。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孔子刪定《詩經》，保留先秦的一首民謠《北山》，不僅為後世所熟知，也是學者們藉以佐證中國的政治「家天下」的傳統。但是後世人們所不知的是在宋朝卻有另一番解讀，也成為大宋士人與君王共治天下的理論基礎。
在大宋的士大夫看來，對此句的誤讀是讀書不求甚解之故。其實《北山》這首民謠所表達者，無關「家天下」與「財產權」，而是臣民在抱怨國王分配徭役的不公：都是君王之事，為什麼惟獨我這麼辛苦？即使抽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一句來看，它所描述的也是井田制下的土地「保有權」狀態，並不是說天下土地歸王私有。
且自戰國以降、封建制解體以來，除了嚴格實行均田制的短暫時代，中國的土地制一直就是私有制，趙宋立國，「田制不立」，「不抑兼併」，更是談不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換言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並不是法律意義上的關於財產權歸屬的描述，僅僅是政治意義上的主權宣示。
如此說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說法又確有「家天下」的味道，但宋朝學者有一番解釋，又使其涵義發生了反轉：「蓋王者無外，以天下為家，尺地莫非其田，一民莫非其子，財物之在海內，如在橐中，況於貢賦之入，何彼我之雲哉？歷觀書傳，自《禹貢》以來，未聞天子有私財者。」
根據他們的闡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並非表示人民無私產，恰恰相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意味著天子無私財，而以天下為家。再推論下去：既然天子富有四海、以天下為家，那麼他便不得私斂財物，更不得揮霍無度。君主的日常用度，也非一家私事，而是公事，因此，需要接受政府的管制。
另外太祖立國後，又以分權制衡建立起政治制度。頂層設計上為防範相權獨大，威脅君權，宋朝採取了三項措施。首先，把最高行政機構分為中書門下與樞密院，把原屬宰相的那部分軍事權力劃給了樞密院。其次，增設參知政事作為副相，防範宰相專擅。另外，增設三司總理全國財政，把財權也從宰相手裡分割出去。
在地方政權上，派遣文官主政州縣，直接對皇帝負責，另設通判掣肘州府長官。在州府之上，派駐代表中央的路級機構，主要有漕司、憲司、倉司和帥司。前三者分別主管一路的財賦、司法與賑濟，同負監察一路州縣官的職責。帥司專掌一路軍事和治安。作為路級機構，四司既各專其職，又相互督察，這種互相牽制的權力結構，看似疊床架屋，卻使任何地方大員都不能專權獨斷，更不可能出現類似藩鎮割據那樣尾大不掉的禍患。
在這種政治制度下，形成了宋代特有的監督機制，為了防止兵權在握的武將擅權，甚至割據一方，除了採用『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制外，往往在出兵時會遣大員或是皇帝宦官監軍。在這種制度下，領兵的將領往往要看監軍的臉色形勢，不僅被束縛住手腳，還會延誤戰機，甚至影響整個戰爭的走勢。這種血的教訓在宋朝屢見不鮮，以致出現童貫這個宦官領兵作戰的奇事，北宋的滅亡與這種體制不無關係。
但是趙昺卻無法駁倒眾臣，在南宋末的襄樊之戰中正是因為呂氏兄弟的背叛才導致兩淮失守，終於導致亡國。而在他們看來根本原因就是朝廷對呂文德的信任，沒有依照祖制遣重臣坐鎮兩淮，才導致其在失去監察的情況下，欺上瞞下，不斷做大，以致朝廷對其失去控制，導致了整個抗蒙戰爭的失敗。
西川的地理位置同樣重要，而重慶則扼住長江通往中下游的水路，向西可以取川蜀。眾臣們以為在奪取重慶後，領兵的將領一旦有了叛心，只要控制了長江水道就可以阻擋平叛大軍，向西則能占據四川，從而脫離朝廷，稱王於川蜀。
當下意見相左的雙方陷入了僵局，可戰爭的號角已經吹響，數萬軍兵整裝待發。趙昺無論如何也不願放棄這次機會，但僵持下去就會錯過戰機，而妥協他又難以接受。正在他苦思之際，王德進來稱應節嚴和劉黻兩位知事請求覲見，說是編敕初稿已經完成，請陛下御覽審核。
趙昺聽了會心一笑，他知道倆老頭兒也定是為此事而來，畢竟僵持下去會導致矛盾的激化，這也是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所以才假借奉書之名前來商討，尋求解決的方法，他當然是有請了。可沒想到的是，倆老頭兒還真的帶來一摞書稿，他此刻哪裡有心思細讀，便隨口讓他們講解敘述。
兩人相視一笑，似並不以此為杵，由劉黻先行解說，而趙昺只能如從前一般坐下聽講。其先從中國歷代政治體制嚴格開始講起，這就相當於本書的前言。本質上中國古代的行政體制是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體制，國家的行政機構是金字塔式的層級結構，地方行政機構郡、縣二級都是中央在地方的派出機構，不是地方自行產生的自治機構。
在帝王制度下，如何使一個如此龐大的官僚機器能有效地運行，從春秋戰國起，便成為一個擺在中國思想家面前必須面對的問題。故中國監察制度的背景和起源，便是戰國時期中央集權官僚製成型以後，如何調控這個龐大官僚機器的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儒家是偏重於倫理觀念，強調以禮治國，通過禮儀制度來確定人與人之間從家庭到國家及整個社會的等級秩序。
但這一套龐大的官僚機器自上而下如何運轉，專靠禮儀制度那就顯得不足了，它需要法令來統一國家各級官僚機構執行相應的政策，如何保證各級機構的官吏真正履行中央規定的政策和法令，那就把監察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中國傳統的政治結構是三個層次：君、臣、民。其中的君，代表決策系統。臣，作為官僚機構的運行者，代表行政系統。民，是代表廣大受統治管理的民眾。這三者的關係，是君王通過官吏來管理民眾，以使整個社會生活得以有效運行，故其行政管理結構是君管臣，臣管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