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９９１章 並非不可（2/2）

首先是政治中心型城市。這類城市大多是首都、副都，例如長安、洛陽、建康、開封、北京等等。不管什麼情況下，要奪取戰爭的全面勝利，首都是必須要攻下的。而這類城市面臨攻擊，或是戰爭已經進入尾聲，或是敵軍遠程奔襲採取斬首行動，當然進攻首都的意義也並不是一成不變只為亡國的。

在靖康年間，女真人首次兵臨汴梁城下就是如此，他們面對堅決抵擋並沒有攻陷城池，但是勒索到了無數財物，且與北宋簽訂了城下之盟，而最大的意義則是摸清了宋軍的戰鬥力，從而使他們下定了滅宋的決心，二次來的時候就攻陷城池，擄走了二帝，滅亡了北宋政權。

據趙昺所知的另一次相似的戰役也是由女真人幹的，在明末皇太極領兵冒險攻打北京。在他看來彼時八旗兵的軍力並未強大到可以直接攻擊北京的程度，反而是越邊牆進攻畿輔山東更為經濟划算，但皇太極仍然不顧被寧錦一線明軍切斷後路的風險，組織了一次對北京的奇襲。可這次作戰的成果就是使得明崇禎帝殺死了清軍的老對手袁崇煥，使得「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

再如南北朝隋唐時的洛陽雖然並非一直是首都，但由於其傳統政治地位非常重要，故而也一直是兵家必爭之地。西魏北周曾經組織過五次對洛陽的慘烈進攻，只有一次得手；隋楊玄感之亂、瓦崗軍李密攻王世充、唐太宗圍攻王世充、安史之亂叛軍南下，均是進攻洛陽。

雖然洛陽只是副都，但一則洛陽占了就近控制中原的地利，二則隨著經濟中心的東移，洛陽的政治地位逐漸與長安平分秋色。所以洛陽的得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中原局面的好壞，故而戰爭一起，洛陽都迅速成為進攻的焦點。

再就是戰役指揮中心型城市。受限於古代通信和交通條件的低下，中央對廣大的疆域的控制，主要依靠各地的行政中心。如果戰爭爆發，這些行政中心也立即轉化為區域性的作戰指揮中心。這類城市以太原、河間、中山、濟南、壽陽、荊州等為代表，而趙昺對壽州一直垂涎不已也是這個原因。

所以這類城市雖然大多處在地勢平坦、交通發達的平原之地，可以很方便地繞過去不打，但發動攻擊的一方出於摧毀敵軍指揮中樞的目的，絕不會輕易放過，即使城防設施極其堅固，也要不惜代價地拿下來。北朝時，北魏苦攻後燕之中山，西魏滅梁先打荊州江陵，北周楊忠千里奇襲北齊晉陽，金軍圍攻太原、河間、中山三鎮，明朱棣靖難之役圍攻德州、濟南一線，都是出於此理。

但用兵形勢並非一成不變，當出現更高價值的攻擊目標時，這類城市也會迅速被棄諸不顧。靖難之役，鐵鉉堅守濟南，朱棣屢次進攻不克。後來經人提醒，發現一城一地的進攻方法不能取勝，便轉換了戰略，棄德州、濟南等大城市於不顧，沿運河南下直取南京，以擒賊擒王的策略擊敗建文帝，而後反過頭來解決濟南問題。這是戰略戰役形勢轉換所必須採取的策略，但濟南本身的地域性指揮中心的價值是不變的。

另外就是交通孔道型城市。所謂交通孔道，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陸地上的交通孔道，一類是水路上的交通要津，這類城池要麼憑高據險，要麼逼水為城，是貨真價實的易守難攻的城池。就如一座襄陽城就讓蒙元數次鎩羽而歸，使大宋得以殘喘幾十年。

但一座城能控制的交通道路非常有限，頂多幾十里。就算周邊路難走，繞遠一些，徹底躲開它不行嗎？以趙昺來看有時候真的不行。

在這個缺乏運載工具的時代軍隊進行征戰，尤其是以步軍為主力的中原軍隊主要靠士兵徒步行進，而長途跋涉對士兵的體力影響非常大。更可怕的是，長途轉進會極大消耗後勤物資。而一支部隊的戰鬥力，往往繫於後勤保障和士兵的體力。要避開孔道上的堅城，就意味著繞遠道，這必然會大大毀傷部隊的戰鬥力。

同時，守城方占據地利，既可以尾隨追擊，亦可以守險斷後，對客軍都會造成極大的殺傷。所以，對待這種堅城的策略就是，如果不想打，就在戰爭發動之前選擇別的進攻方向。而一旦接上仗，要麼死命攻下來，要麼原路退回。

所以要長久地解決交通孔道問題，就必須徹底拿下這類城池據為己有，就如趙昺不惜親征鄂州，將這個控制長江和漢江入口這個要點拿下，及與當下在沿江主要渡口都部署重兵把守同理，因為從長遠來看，他們付出的代價與後來的戰略利益相比，是完全微不足道的。

此外必須攻打的則是『門戶』型城市。從軍事地理的角度看來，由於大山大川的阻隔與分割，中國大致分為中原、關中、河北、河東、漢中、蜀中、兩淮、江東、荊襄、遼東、隴右等戰略性區塊。一些戰略區塊便因此據有一兩個遮障型的城池。

這類城池，或位於大山之口，或位於大川之要津，左右皆是險路，以一城左右控遏，就像一面盾牌一樣，為後方的大片區域提供強大的屏護作用。而我們經常說的所謂「門戶」，也就是這個意思。而當下趙昺意圖通過散布謠言攪亂蒙元，其實也就與他要發起的攻取川蜀門戶重慶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