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2章 幻想與現實（2/2）

「陛下之意臣明白，但是他們遺忘舊朝，甘心侍敵，卻不敢憤而舉義，實乃做了韃子的順民，我們豈能輕易饒過，陛下不要過於仁慈。」文天祥指指長堤內帶著戲謔之意，看著座船狼狽的在狹窄的水道中左右躲避的百姓道。

「文相，弱肉強食乃是天道，他們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屈從，與那些食俸者又有不同，怎能同而待之！」趙昺有些煩悶，這些士人整日勸自己要實施仁政，可到了他們身上怎麼就鑽了牛角尖，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但他還是得耐心的講道理。

「吾看他們已然屈服，早已韃子等同，心中早無君父社稷，否則為何笑看王師受辱而不自省。」文天祥仍然不忿地道。

「文相所言不錯，但也應理解，聚居於草市上的百姓多是升斗小民水上在討生活，還有商家靠經營為生。現在兩軍交戰，他們船不能入江，便沒有收穫，一家老小就難以維持生計。同樣我軍圍城那些商家無法貨物販進，收購的也難以賣出。而此前雖受到韃子欺壓，卻還能勉強果腹，可如今斷了他們的生路，自然對我們不滿，才會有過激的行為。」趙昺知道嗆著火說只能是更為激發文天祥的憤懣，將談話引向極端，所以只能換個方式。

「陛下所言不錯，當年臨安陷落之日，城中百姓無不痛哭流泣，太后及先帝北狩之時，滿城百姓出城十里相送。怎奈朝廷不存，那些小民又能如何？也只能忍受韃子的欺壓和盤剝，即便有心反抗，可與如狼似虎的敵軍相比無異於以卵擊石！」謝枋得嘆口氣言道。

「此言不虛，國破之前朝綱不振，奸臣當道，官員貪腐，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而百姓辛苦一年竟難以果腹。此外兵丁如匪，沿途強拉夫役，騷擾百姓，**擄掠無所不為，甚至惡於韃子，見王師如避瘟疫，舉家出逃。有悍勇者結寨自保對抗官軍，更有人見韃子到來，強開城門，捆綁地方官員，迎韃子入城……民心向背已是昭然若揭！」謝翱皺皺眉痛心地道。

「君不仁，則民不愛。不該將這些過錯一味的推到百姓身上……」趙昺嘆口氣道。

行朝在瓊州逐漸穩固時，每每有官員往來於兩岸，回來後趙昺為其江南形勢，皆稱淪陷區除了極少數甘心附敵的叛臣、漢奸外，廣大的農民、手工業者，士人及其他愛國人士，基於民族大義，為迎回皇帝恢復河山，紛紛自發或是有組織的投入抗蒙的鬥爭中，只要皇帝振臂一呼便會有萬千百姓舉義來投，王師所至簞食壺漿來迎。

一般這種話聽得多了，難免會相信，但是趙昺卻非那麼好糊弄的，再者有事務局的探子們傳回的真實情況，使他能夠了解到江南的真是情況。他以為淪陷區存在的民間社會與入侵者之間的關係，並非絕對黑白分明的漢族與異族入侵者的對立，而是具有相當程度的曖昧性。百姓亦非界限分明的愛國與賣國，應該是處於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

不過這種現象並非到瓊州後才知道，而是早在由甲子鎮赴瓊的途中，攻克廣州時就有所發現。當時這一地區已經兩易其手，頻繁的戰爭和掠奪讓經濟基礎遭到了破壞。但是他發現泉州淪陷後，最先恢復的往往是商業，按說廣州本就是以商業立城如此也並不奇怪。可趙昺發現如此現象並不僅是為滿足民眾日常生活品的需求，而是當時經商已經成為很多人唯一的謀生手段。

戰爭造就了大批的無家可歸者和失地的百姓及破產的手工業者。趙昺卻在市場上看到的除了傳統的貿易產品外，還有許多諸如衣服、被褥、布匹、餐具、家具、花瓶、銅器等等二手生活用品，不難想像其中會有少量的為生活所迫而出賣的自家物品，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物品大部分都是來自雙方士兵或暴徒劫掠而來。或許大多商販只是為了生存被迫經銷，但至少說明道德自律的傳統已然崩潰。

在貨源阻滯的現實面前與生存優先的法則下，對上述行為道義層面的要求或許不宜過高，但如失去這兩個前提特別是以嫁禍他人或危及他人生存為代價的商業活動，就沒有任何可諒解的餘地。這足以說明商人的逐利本性既不會因環境的變化而改變，更不受民族大義觀的制約，此亦表明即使是戰爭和苦難也不足以改變他們追逐利潤的內心，與蒙古人合作也就不足為奇了。

如果說這些行為因發生於社會秩序極度混亂、商販群體魚龍混雜的淪陷初期不具代表性的話，那麼在帥府軍退出廣州後，蒙古人迅速接手了政權，並立即著手對這裡的國際商貿活動進行恢復。為規範廣州的商業活動以便收取稅賦，元廷對商家重新審核登記並成立行會，他們的行為按說應能夠真實地反映其民族立場。

而趙昺看到的只是貪婪和逐利，囤積居奇、黑市交易和走私販運成為商業活動的主體，正常的市場交易也因商人抬價與反限價受到嚴重影響，表現出濃厚的投機色彩。當然這也與蒙古人的掠奪政策有關，他們為了得到更多的利潤以行政手段和特權強行徵收高額的賦稅，造成淪陷區物資匱乏、貨源緊張，不僅未起到穩定經濟秩序的作用，反而激活了商業投機和走私買賣。

接下來幣制轉換與中統鈔的濫發，造成物價持續上漲並加重了貨源緊張局面，商人不得不採取囤積和反限價對策，竟出現銷貨之多者，反不若銷路之少者有利可圖的現象。面對持續上漲的物價和日益吃緊的貨源，商家不敢將貨物輕易脫手，即便出手也要在售價中加進下次進貨時的漲價部分，並因漲幅難測又要加保險係數。

如此輾轉相加，物價被進一步拉升，卻無人顧及普通百姓的生活。簡而言之，淪陷廣州商人的投機活動，既有自保的成分，更不乏逐利的動機，趙昺唯不見他們對民族主義的考量。

若是說商人逐利，見利忘義，不足以說明這個問題。而士人歷來被認為是社會中堅和民族良心之所系，其立場和行為具有重要的示範作用。他們之中在亡國之後其中有為國殉道者有之，但是在節操的棄與守的大是大非這個問題上，在國之存亡之際，大多數人還是做出了共同的選擇，在守節和失節兩極間走向了灰色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