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４１８章 開放代價（2/2）

從外部來看，宋代最高統治者對宋學各派所取的態度，不外乎接受、壓制與調和三種選擇。宋神宗起用王安石變法，可以視為接受的模式。南宋前期，對王學以及洛學，採取不同程度的壓制方式，其極端就是慶元黨禁。第三種是調和的模式，從寧宗後期起到理宗時期，國家權力把理學確認為官學，吸納進主流統治思想里。

但必須強調的是市民社會、經濟大潮與知識分子的獨善其身，並不是截然對立，相互排斥的。由於宋學價值觀的確立，儘管其內部也有過王霸義利之爭，但即便是強調利慾合理性的那些學者與士人，在講功利，講利慾時，也秉持著理性的態度，主張有一種自覺的約束。

因此也會有一部分士大夫去做官，期待通過自己的入仕，尤其通過提升皇帝的內省功夫，來達成他們內聖外王的政治追求。於是，就有朱熹那樣熱衷於當「帝王師」的士大夫學者。而一旦連帝王師也當不成，徹底碾碎了其「外王」夢後，還可以退出廟堂，疏離政壇，閒居不仕，獨善其身地從事自己的學術研究與學派傳承。

理學奠基於北宋時期。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等人，反對漢唐經學教育只重章句訓詁、箋注，主張為學要講究明心養性，講明義理，認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本源於理，正心、誠意、修身為為學之本，必須以《易》為宗，以《大學》、《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構建起理學的基本體系和框架。

南宋書院的勃興，為理學的發展和成熟為提供了文化學術思想條件，隨著理學體系的成熟，也就步入傳播階段，以便廣泛擴大理學的影響。書院講學是傳播理學的最好方式和最佳途徑，因為書院具有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特點，書院大都不受或較少受科舉考試的制約，便於自由講授，自由研討。因此，書院成為研究和傳播理學的最理想的場所，成為發展理學的學術教育基地。

而南宋的理學，形成不同的學派。每一學派都創辦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書院，而每所書院也就成為研討或傳播某一理學派別學術思想的基地。他們各以書院為基地傳播自己學派的學術思想，實現自己學派理想的教育目標。

講學是書院的主要活動內容，也是書院作為教育機構的重要標誌，南宋書院的講學有許多新發展。講學人可慕名聘請，或書院主持人自講，還可臨時請名人講演。不同學派可以互相交流、論辯。理學大師親自復修書院或新創書院，在書院授徒講學，提高了書院的學術地位，為書院樹立了威信，擴大了書院的社會影響。

北宋的著名學者多在官學任職，南宋的著名學者大都逐步從官學移足書院。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張栻等都是南宋學術界的名流，又是書院教育的積極倡導者，他們的弟子門人也都是積極創辦書院的有名人物，對南宋書院的勃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理學大師在書院講學，擴大了書院的影響，吸引了大批讀書士子慕名奔趨。特別是他們的弟子門人又各創書院，以擴大影響，又促成了書院繁盛的局面，造成了書院空前勃興之勢。而在政治環境逆轉、言論生態惡化的情況下，宋代書院的存在意義不可小覷。

書院是獨立於官學系統以外的私學系統，沒有必要向官方的價值系統投降繳械，這就為思想學問的自由討論保留了一方淨土。尤其是南宋轉向以後，絕大部分知識分子作為政治上的反對派，就是通過書院這個陣地，來傳播自己的學術思想與價值理念。

趙昺認為士人階層上書言事，關心時事，有一定的進步和積極意義，但是也並非如想像般的那樣完美。因為其中確有一些士人拘泥古制而昧於政事，他們有些上書言事，不僅沒能觸及國計民生的大問題，還盡說些言不及義的老調子。正如史家呂思勉毫不客氣地批評所說：「外有強敵的壓迫，最主要的事務，就是富國強兵，而宋儒卻不能以全力貫注於此。」

他心中此時也有了些譜，當前的禍根，其實與高宗皇帝不無關係。其在內外交困之下，為了減少麻煩和省錢，對興辦官學採取消極態度，對太學生採用高壓管制政策，鼓勵民間興辦書院。當時也許是無奈之舉，但是在趙昺看來其實是玩脫了，放棄了占領輿論陣地，任由各種學說百花齊放，使得主流思想上產生了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