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３１７章 文武殊途（2/2）

但職業軍從本質上，與府兵及鄉兵是完全不同的。漢代的徵兵制與府兵制一般，都是以動員地方豪強為基礎，來間接動員地方軍事資源的。漢代的這些鄉兵雖不是豪強的私家軍，但本身屬於地方上的自組織武裝自衛團體，而從中協調、組織的便是這些地方豪強。

由於鄉里、宗族規矩所給予的約束，這些地方上的自衛武裝往往會聽從地方豪強的指揮，而且自給自足。但在唐代府兵制崩潰之際，這些新建立的職業軍隊伍，卻不會受到鄉里各種非正式制度的約束，同時地方財政也難以支付贍養大量職業軍所需的軍費。

正是因為職業軍制度的這一特徵，導致了北方的中原、河朔藩鎮頻繁反抗節帥；而在中和動亂潮以後，中央政府無力再給予這些藩鎮財政補貼之時，這些藩鎮就紛紛獨立，與唐廷劃清界限。職業軍固然意味著更加集中的訓練，但他們與指揮官之間的聯繫卻更加薄弱。

軍隊能否良好發揮戰鬥力，更加依賴於平日的訓練以及指揮官的指揮藝術。而且在宋代以後職業軍隸屬於國家，卻又往往因為監察困難而導致軍隊的腐敗化，唐末神策軍以及北宋末年河北方面軍的腐敗化均是很好的例證。

另一方面，基層軍官的整體素質也有一定的退化。由於徵兵制與府兵制的特徵，在唐以前各級指揮官常常與豪族相掛鉤，但在職業軍制度出現以後，指揮官與豪族出現了脫鉤。這一點從制度上來講無疑是一件好事，但卻存在著另一個問題，即平民出身的軍人並未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宋代以後在民間興起的私學多由地方大族創辦，許多也是為宗族服務的宗族學堂，平民接受教育的機會並不多。本來，若是這些大族子弟願意進入軍事系統，軍官的文化素養尚能保證，但這裡卻牽涉了另一個問題——即文武分途的問題。

文武分途其實是貫穿整個中國古代的官僚體系效率化改革的一部分。中國在秦漢以後，長期維持一統，而偌大的疆域所發生的各類事項最終需要經過篩選匯集至中央，這就要求中央政府有著更高的政務處理效率。這也就催生了三公九卿制度以及地方行政組織的部門化。

唐代立朝之時，進一步繼承魏晉時期的效率化改革，正是確立三省六部制。官僚群體方面，雖在階官上有文階、武階之分，但卻沒有嚴格的轉換限制，直到北宋前期官僚依然存在著「出將入相」的可能性：官僚外出則任將、在朝則處理政務，「出將入相」本身就是官僚群體在職務上尚未劃分出文官與武官兩途的最佳證明。但職務分化不明確，卻阻礙了整個國家行政體系與軍事系統中效率的提高。

現代生產理論強調分工，是因為分工確實能夠提高效率，文官專職政事、武官專職軍事，在理論上來說確實更加有效率。而唐宋時期的中央政府，較之前代與後代而言，更加需要效率化改革。這是因為唐宋之際，中央政府的行政幅度過大，導致政務過於繁雜。

在這種壓力下，三省六部制開始向政務處理效率更高的中書門下制轉型。其結果之一就是文武分途趨勢的發展。直到宋仁宗統治時期，負責處置西夏軍事事務范仲淹以拒換武階為起點，文武官僚的職業正式出現分化，極少再彼此轉換。

不僅如此，在宋代之時，官僚與軍人之間就已經出現了分隔，即軍人隸屬軍籍，而官僚歸屬於官僚體系。文臣對於武臣有時居高臨下，但包括文武官員在內的整個官僚群體，對於軍人群體卻存在著更為嚴重的歧視。當時范仲淹等在西北發現的將才狄青，便是因為隸屬於軍籍，而非是官僚系統中的武官而遭到排擠，難以在樞密院立足。

因為這些問題，大量人才更願意經過科舉進入官僚體系之中，最多是在武臣遷轉系統中流轉，而對於投軍一事並不熱衷。與此同時，軍事指揮又需要有一定的才能與天賦，如各類陣型的變換便需要有一定的計算與思考，根據地形及敵我情況進行相對有效的布置，在由多個基礎陣型組合而成的複合型陣型上尤其如此，指揮官甚至還得懂數學才能夠安排好陣型的變換。

這樣一來，矛盾也就此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