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５５５章 學而化之（2/2）

「荀子以為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慾的，而禮的作用則在對人的利慾作出限制，二者之間確實不免有衝突。但朕以為為了確保朝廷正常運轉，政令的通行，禮的遵循當然不免要訴諸於一種強制性。由此，禮轉為法也是必然。」趙昺言道。

「因此，荀子有禮法之樞要、禮法之大分的提法，將禮法並稱，禮又是介於義和法之間的一個範疇。朕以為在義禮並稱時，禮多是指道德；在禮和法並稱時，禮多則指制度。荀子說禮是法之大分時，既是指禮為立法之基礎，又是指禮作為原則的道德立場。可以說是顧及到現實的利慾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堅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間保持平衡的大家。所以朕以為與其爭論不休，不如兼而論之，學而化之，」趙昺又笑嘻嘻地道

其實趙昺在趙昺看來，繼承和發揚了孔子學說的孟子及『離經叛道』的荀子走的是一條殊途同歸的道路，而荀子的學說更具有前瞻性。孟子的偉大之處，在於回答了「人是什麼？」這個問題，孟子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影響了中國二千多年以來的人倫價值觀。而荀子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側重回答了「人應該怎麼樣？」

從人性論來說，孟子和荀子，一個談自律，一個談他律，兩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由道德自律到道德教化，以達到「上下同德」——這不就是今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雛形，其崇高的「捨身取義」精神，不就是我們民族信仰的源頭嗎？

保守的說，孟子的歷史地位，不亞於海德格爾之於德意志民族。而荀子「性本惡」，則為法家、中國古代法律理論打下基礎，同時荀子的理論還帶有仁學色彩，至於他的學生李斯主實踐、韓非主理論，然後他們作為法家，沒有人情味，那就是後話了。從行動、理論上輔佐秦始皇統一六國，已是大功一件，真沒必要苛求古人，他們也有時代局限。

對於政權合法性的解釋，孟子「得民心者得天下」，是非常偉大的深刻洞見。而荀子從邏輯上推理「化性起偽」，說社會制度來源，同樣是跨時代的偉大思想。而對於社會的觀點，孟子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有恆產者有恆心」，荀子有「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而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純屬利益分配的問題，還有一個道義問題；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貴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禮的持守卻仍然使得有學養的人們不至於沉落。因而孟荀兩者的觀點，很難說誰的更重要，誰更高明。而趙昺覺得只有小孩子才做取捨，成年人則表示都要。

「這……」鄧光薦又被皇帝的『歪理邪說』給窩了脖，氣惱之餘，也覺得陛下所言並非沒有絲毫道理，竟然他一時難以反駁。他也清楚荀子所處的時代，正是秦國崛起之時，諸家都面臨著挑戰，該如何理解這個迅速發展起來的，在政治制度上十分善於創新或吸收別國創新成果的國家？

鄧光薦也算是當下宋朝大儒，熟知經史，他雖未能在《史記》的荀子傳記中看到他入秦的記載，但在《荀子》中則可以看到他與秦有關的記載，他認為百姓的生活方式簡樸有古風。尤其是對於官吏和士大夫的表現，大加讚賞，認為他們恭儉、敦敬、忠信。士大夫則能夠「公私分明」，不比周，不朋黨。朝廷也有決斷力，從治理國家的方式上看，秦國可以作為一個表率。

在《儒效》中還記載著他與秦昭王的對話：秦昭王直接對他說，儒家對於治國沒有幫助。荀子並非如商鞅那樣立刻改變了自己的立場，而是強調儒家具有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的「效果」。儒家對於自己的道德品質有內在的要求，這使得儒生不會被貪邪之道所左右，必然會成為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

隨即秦昭王接著問了一個關鍵的問題，即儒家若成為一個「人上」該如何要求自己。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荀子雖然強調了禮法並重的意思，但更為強調了儒家理想的一面，他堅持認為政治合法性來源於王道，而非暴力獲取——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

很顯然，在荀子這裡，他認為不同的社會角色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要治理天下，必須以天下為公的態度，推行王道政治，而皇帝前時的做法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