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5 朱由校著急了】（2/2）

因為派駐了官員，官員實際上沒法對地方掌控，還不停幫著韋寶向朝廷要銀子和糧食，他們怕時間長了，把遼南搞的和東江軍控制的地區一樣，就麻煩了。

更何況遼南比東江軍控制的區域大的多。

真的要是搞出軍隊來，不知道要給大明增加多少開銷！

所以，今年大明乾脆完全放任不管遼南，默認了遼南就是韋寶控制的這件事。

林文彪安排韋爵爺的船隊連夜返回山海關。

到第三日凌晨，韋爵爺的船隊返回。

韋爵爺一到山海關，就收到了天啟皇帝朱由校讓魏忠賢派人送來的密信。

韋寶還以為出了什麼事情，打開看。

居然是朱由校的親筆信，朱由校沒啥文化，一筆字是真的不錯，剛勁有力，菱角分明。

真是一個被當皇帝耽誤了的藝術家啊。

韋寶心想，朱由校要是生在現代，不管是書法還是雕刻，肯定都是大家，就算只是民間藝術家，一輩子的生活也會很富足。

朱由校的信很簡單，問韋寶遼事如何了？問他什麼時候能來遼東，親自為他和趙金鳳主婚的事兒。

韋寶看後暗暗好笑，心想皇帝對自己的事情還真上心。

不過韋寶也有點犯難，不知道該如何回復朱由校。

因為朱由校問的是時間，肯定得回答一個具體的時間，或者大概的時間才行。

這真不好回答。

所以韋寶只能答覆，說不好，並訴苦。

想要錢糧。

但韋寶知道，錢糧是肯定沒有的。

一方面朱由校的確沒啥銀子，更沒有多少富餘的糧食給韋寶。

有也捨不得給，皇帝都是很摳門的。

朱翊鈞死後，長子朱常洛即位僅一個月也病死了。新上台的明熹宗朱由校年輕不懂事，宦官們為了竊柄弄權，領著他成天嬉戲。

天啟皇帝朱由校喜歡弄木工活，魏忠賢就在他手提斧鋸玩得興致正濃時，拿來章疏奏請他定奪。

朱由校往往只聽口頭報告大意，即隨口答道：「我都知道了，你們用心行去。」

於是大權旁落，宦官把持朝政。

太監魏忠賢同熹宗的媬姆客氏相勾結，上下招權納賄，把國事弄得腐敗不堪。

一幫依附於魏忠賢的無恥之徒還為他大頌功德，甚至呼之為「千歲」，「九千歲」。

在一次宴會上，有人當著熹宗和魏忠賢的面高唱誦辭：「好個魏公公，處置得惜薪司怎樣軫恤商人，內府庫怎樣米積天堆，東廠怎樣厘奸剔弊，寶和店怎樣裕國通商。內修朝政，外鎮邊疆。」

魏忠賢聽了這樣肉麻的奉承竟然處之泰然，朱由校也呆頭呆腦一笑置之。

各省地方大員也對魏忠賢趨之若鶩，紛紛為他建生祠祈福，窮極華麗。

朝野的黨爭便因之加劇。

東林黨利用講學結社，評論朝政，希望皇帝能夠除去奸邪，重整朝綱，實現清明吏治。

依附魏忠賢的邪惡勢力則結成閹黨，對東林黨人橫加迫害。

此後，明末的黨爭屢經反覆，一直延續到南明覆亡。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明神宗、魏忠賢等既貪財，自然上行下效，養成一派貪污風氣，出現「官以財進，政以賄成。」

天啟年間黃尊素曾說：「大拜之事，相傳必用間金數萬」。

對此，他不禁嘆息道：「嗚呼，始進不正，以身為市，我朝相業可觀矣！」

魏忠賢任用閹黨周應秋為吏部尚書，公然按官職大小索價，每天得賄銀一萬兩，人稱周日萬。

明中期以後，從皇室到官紳地主兼併土地愈來愈猖狂，他們依靠政治權勢大量地侵占官地和私田。

皇帝在畿輔地區設立了許多皇莊。

宗室諸王、勛戚、太監也通過「乞請」和接受「投獻」等方式，霸占了越府跨縣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國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宗室的占地情況。萬曆三十四年五月，四川巡按孔貞一上言：蜀昔有沃野之說，然惟成都府屬，自灌抵彭十一州縣開堰灌田故名焉。近為王府有者什七，軍屯什二，民間僅什一而已。

蜀王一府占去了成都平原依靠都江堰灌溉的最肥沃的土地百分之七十。

河南開封的周王，兼併土地的結果，造成「田產子女盡入公室，民怨已極」。時人有詩云：「中州地半入藩府」，「惟余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

神宗的弟弟朱翊鏐分封衛輝，占田四萬頃；神宗諸子也群起效尤。

福王朱常洵是神宗愛子，朝廷堅持要按潞王標準給田四萬頃，經過廷臣和地方官員的力爭才減為二萬頃。

瑞王分封於陝西漢中，朝廷賜給贍田二萬頃，由陝西、河南、山西、四川攤繳租銀。

大致而言，除了江浙財賦之區以外，全國的土地有相當大一部分落入了朱氏宗室的手裡。勛戚和太監侵占的田地主要是在畿輔地區。他們依靠同皇帝的親近關係，通過請乞等手段攫取大片土地建立莊田。如明武宗時，太監谷大用「假勘地之名，混占產業莊田至一萬有餘頃，侵欺子粒官銀至百萬有餘兩」。

權監魏忠賢一個人就霸占土地多達萬頃。

嘉靖初年，林俊在疏中指出：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藉寵暱，奏討無厭。而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進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傳、吳讓受奸民馮仲名等投獻，進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

勛戚倚勢請乞之風一直延續到明末。

崇禎三年，朱由檢的岳父嘉定伯周奎，一次就「援例乞給贍地七百頃，隨從尉軍三十名。」

這些事例充分說明了政治勢力在土地兼併過程中的作用。

明代的財政，前期以本色，即米，布等實物為主，中期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白銀等折色的地位逐漸上升，成了國家收支的主要體現物。

大致說來，供政府開支用的歸戶部、工部、光祿寺、太僕寺分別掌管，其中主要是戶部的太倉庫。

從礦冶徵收的稅金和漕糧改折的金花銀，照例解送內承運庫，除了一小部分作為武臣的俸祿，絕大部分都供御用，成了皇帝的私財，一般稱為內帑。

由於明中後期皇帝揮金如土，每年一百多萬兩的金花銀滿足不了他們的欲壑。

從明武宗開始，就不斷提取太倉銀兩供內用。

萬曆年間，寧夏、朝鮮、播州先後用兵，花去了大量軍費。

朱翊鈞又以婚禮、珠寶、袍服等名義，向戶部索取白銀多達一千餘萬兩。

更加上乾清宮等修建工程，最後弄到「太倉、光祿、太僕銀括取幾盡」，國家財政入不敷出。

原先各省、府、州、縣還有自己的小家底，供地方不時之需。

後來幾次下令，把外庫的藏銀輸解戶部。

如天啟六年，根據南京操江御史范濟世的建議，熹宗朱由校發布上諭說：「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況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鉤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敉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

因此下令各地加緊搜括，藏銀一律解送京師。

這種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的做法，終於導致了內外交困，加速了國家財政的全面破產。

國家財政既陷於絕境，皇帝的內帑又捨不得往外拿，為了應付日益增多的軍費開支，朝廷就不斷地加派賦稅。

這讓韋寶要錢糧，也只是訴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