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62 都是韋寶沒有想到的】（1/2）

黃立極則看的比較開，「我覺得沒什麼。」

閹黨的確是很看得開的。

自從融入了這個時代之後，韋寶能看到，能想到很多以前看不到，也想不到的事情。

楊漣所上的《二十四罪疏》後，由魏廣微票擬的聖旨，奉聖旨：朕自嗣位以來，日夜兢兢，謹守我祖宗成憲，惟恐失墜，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各衙門玩愒成風，紀綱法度十未得行一二，這本卻將從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親裁盡從旁落。

至於中宮貴妃並妃事情，宮壼嚴密，況無指寔，外庭何以透知。

內言毒中宮忌貴妃皇子等語，憑臆猜忖，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於上，豈是忠愛？

楊漣被論回籍，超擢今官，自當盡聀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款窮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分擾，姑不問。

以後大小各官務要恪守聀業，不得隨聲附和，有抗違不遵的，國法憲典具存，決不姑息，該部知道。

實際上，此類把鍋往自己身上引，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聖旨，熹宗也不是第一此搞。

如天啟元年十月，劉宗周彈劾魏忠賢時，天啟就說：朕自登極以來，遵守祖宗法度，講學勤政，並無宴遊等事。

劉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惡，本當重治，姑從輕罰俸半年，以後堂上官還著督率司屬各修職業，毋淂沽名奏擾。

天啟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周宗建彈劾魏忠賢，熹宗回覆：言官互相攻訐，騁辯求勝，何得無端牽引。章允儒閣揭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各官並推典閣臣，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憑何見聞？著周宗建從實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天啟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周宗建奉旨回話之後，熹宗又批周宗建奉旨回話，自當明白確奏。乃尚牽連揣度，委於風聞，好生恣臆沽直，姑從輕罰俸三個月，該部知道。除去劉宗周、周宗建因與楊漣彈劾得程度及內容有所區別，而導致得聖旨指責輕重、內容不同外，大體都是不差的。

從中也可以看出，僅僅只是二十四罪疏，根本無法導致天啟四年下半年的政局顛倒，其本質原因還是東林內訌和魏廣微、崔呈秀等人的依附，這當然也遠遠談不上所謂的下大棋，還是熹宗寵信的近侍結交大臣進行政治鬥爭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而且即便是如此，魏公公本人對東林的態度，都不是不死不休的。

時為魏忠賢主筆者數人，世傳趙鳴陽而不知有毛昂霄也。

毛為汶上舉人，而郭萬程曾受業其門，當楊左之逮也，郭私為營救於內，忠賢意亦將釋，而傅應星、毛昂霄力沮之，且有放虎自噬之語，故諸君子卒不免，而郭亦懼禍潛逃。

從中就可以看出了，真正想要東林諸公命的，不一定是魏忠賢本人，而是積極為其籌劃的，天啟初年被東林排擠，或者和東林反目成仇以及投東林而不被接納的那批人，借楊漣《二十四罪疏》這個茬開罪魏忠賢，而魏忠賢交結東林又被拒，只能依靠其他外廷之人之力，驅逐東林。

而這批人則出主意，必定要弄死東林，自己才好上位，內外勾結，才會有東林黨禍。所謂的初，忠賢積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實於三案及京察、封疆無預也。群小欲籍忠賢力為報復地，驅除異己，遂籍此數事一網羅之，清流之禍，此為烈矣。

把熹宗重用魏公公套上陰謀論，很符合明粉們所謂的如果不是崇禎即位，換個人上，明朝都不會亡這種奇談怪論，而這種奇談怪論發明的背後則是明粉們對清王朝的不屑，以及對漢族最後一個大一統王朝覆滅的惋惜，但他們通過各種奇談怪論，發明歷史，各種打著陰謀論、人性分析來占據輿論，顯然是犯眾怒的。

如果有一天明粉發現，天啟的法子崇禎都用過，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怎麼辦？

崇禎就是不懂政治平衡，就是廢除廠衛，就是不收商稅，就是不用太監，就是十七年年年眾正盈朝。

宣府年例銀每年299156.7兩，天啟六年發8000兩，七年發120000兩，拖欠470313.4兩。

大同年例銀每年450630兩，天啟六年發11488兩，七年發137400兩，拖欠752372兩。

山西年例銀每年206300兩，天啟六年發29000兩，七年發74000兩，拖欠309600兩。

延綏年例銀每年433739兩，天啟六年發62470兩，七年發173144兩，拖欠631864兩。

寧夏年例銀每年133795兩，天啟六年發32072兩，七年發99629兩，拖欠135889兩。

甘肅年例每年197588兩，天啟六年發42291兩，天啟七年發86036兩，拖欠266849兩固原、下馬關年例188191兩，天啟六年發105195兩，七年發70089兩，拖欠201098兩。

薊州年例銀每年426871兩，天啟六年發244976兩，七年發157247兩，拖欠451519兩。

密雲年例每年365391兩，天啟六年發169258兩，七年發151000兩，拖欠410524兩。

永平年例每年289866兩，天啟六年發91693兩，七年發105000兩，拖欠383039兩昌平年例每年140232兩，天啟六年發115681兩，七年發53000兩，拖欠111783兩。

易州年例每年146595兩，天啟六年發65996兩，七年發46269兩，拖欠180925兩。

天啟七年七月丙戌，巡撫山西牟志夔題：沖邊缺餉難支，乞發京運以保危疆。

得旨：覽奏，三關京運累年缺額數多，即天啟六、七兩年欠軍餉多月，而西路撫賞尤為無措，飢軍待哺，邊儲仰屋，將何以濟。著該即將六、七兩年春、夏二年原題京運欠數速行措發，以稱廠臣竭慮籌邊抒畫恤軍之意。

天啟七年八月丁巳，陝西巡撫胡廷宴疏言：臨鞏邊餉缺至五、六年，數至二十餘萬。靖鹵邊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鎮京運自萬曆四十七年至天啟六年，共欠銀十五萬九千餘兩。各軍始猶典衣賣箭，今則鬻子出妻。始猶沿街乞食，今則離伍潛外。始猶沙中偶語，今則公然噪喊矣。乞將前欠銀兩速發，以奠危疆，報聞。

天啟七年十月丙申，甘肅巡撫張三傑疏言：平鎮二千里長邊，處處臨外。以京運言之，節年累欠至七十餘萬，天啟六年年例尚該銀一十五萬餘兩，西安等處欠銀自天啟元年至今共欠八十餘萬兩。西兵利於馬戰，而庫如懸罄，乞借給十萬金以濟。旨令帶運欠數著戶部上緊撥發，民運欠數行撫按查催，勒限完解，馬價銀兩並與確核。天啟七年七月壬午鎮守宣大太監葛九思題：宣鎮缺糧數月，乞亟催二運，以杜脫巾。

得旨：覽奏，宣鎮戍軍待哺數月，向賴廠臣指縱節發京運以救湏臾。今京、民二運積欠二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飢軍將何接濟？著該部將京運不拘何項，先行湊發，以濟然眉。其民欠著該鎮撫、按速咨該省直撫、按嚴立考成，以完欠數目定大計，黜陟務守催額欠前解該部，都如議速覆行。

崇禎元年三月壬午，三邊總督史永安會同巡撫延綏岳和聲、巡按李應公合疏言：延餉積欠相因，自天啟元年以前至天啟七年共欠一百五十餘萬，致使各路軍餉積欠至二十七個月。千里荒沙，數萬飢兵食不果腹，衣不覆體，盈庭騰訴，麾之不去。間有脫衣鞋而易一飽者，有持器具貿半菽者，有馬無芻牧而閉戶自經者，有餓難忍耐而剪髮鬻市者，枵腹之怨久釀，脫巾之変立生，此延鎮缺餉之難也。

因臣部匱乏，或缺餉五、六個月，或至三十個月，豈不是二年半！

上問：三十個月是哪裡？

臣對：是延綏。

東林有兩大淵源，一是地方書院講學，二是萬曆中期朝廷鬥爭中反首輔的官員，特別是吏部官員。

要說階級代表性，那和諸多其它官僚派系的代表性沒啥區別，地主階級、商人而已，帶不了一個「大」字。

另外還要考慮它的地域性問題。

其實萬曆時期的各地官員形成的政治派系多了去了。

常有人說東林「代表江南」，然而東林黨的大本營在常州，一邊有統合蘇州人的崑山黨，一邊有浙黨，皖南還有個宣城黨。

可謂四面環敵。

談遷《棗林雜俎》：萬曆末，朝士分黨，競立門戶。有東林之黨，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金壇于玉立等，廢居講學，立東林書院，而常鎮人附之。有崑山之黨，則顧天峻及湘潭李勝芳，蘇人附之。有四明之黨，則沈一貫，浙人附之。有宣城之黨，則湯賓尹，而寧國、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黨，則鄒元標；有關中之黨，則馮從吾，各同省人附之。

馮嘗督學山西，則山陝合。馮、鄒又講學相善，又江右山陝合也。經濟史上所謂的江南指的是明代南直隸的應天、鎮江、常州、蘇州、松江等五府、太倉州與浙江的嘉興、杭州、湖州等三府，統共八府一州之地。顯然東林連狹義的經濟江南都「代表」不了，更別說代表全國的地主階級了。再來看一個具體例子。

繆昌期《自序》：朱烏程久棄鄕曲，輸肝吾黨。朱國楨一個浙西湖州人，來參加東林都被常州府江陰縣人繆昌期說成是「久棄鄉曲」背叛家鄉，可見真東林所出的地域範圍是很狹窄的。當然，東林初起時又有以講學會友的一面，所以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超越地域性的。那麼除了常州一帶之外，出身其它地方的那些往往被稱為「東林」的官員又是什麼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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