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65 楊嗣昌】（2/2）

崇禎七年，1634年九月，他被提拔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鎮總督，赴任後六次上疏陳述邊事，並主張開礦招工以瓦解亂黨，多所規劃，給皇帝的印象是異才可用。

不久後，楊鶴去世於袁州，楊嗣昌回家丁憂，一年後又遭繼母丁氏之喪。

這時，關外滿清入塞大掠，兵部尚書張鳳翼畏罪自殺，崇禎帝決定起復楊嗣昌，遂於崇禎九年，1636年十月下旨奪情，命楊嗣昌接任兵部尚書。

楊嗣昌三疏請辭，崇禎帝不許，他便於崇禎十年，1637年三月抵京赴任，開始活躍於政治舞台的中心。

此時是1625年年底，楊嗣昌只有三十六七歲年紀，離四十歲尚且有一段距離，也就是說，再過十二年不到，楊嗣昌便將居於高位，影響整個大明的朝政和軍事。

楊嗣昌出任兵部尚書時，明王朝已陷入內憂外患的泥潭中，清軍多次入塞，威脅明朝京師安全。

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幾十萬起義軍在中原流動作戰，更是明朝腹心之患。

楊嗣昌蒞任前的崇禎九年，1636年七月，陝西巡撫孫傳庭在黑水峪大破起義軍，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轉。

楊嗣昌在守制時關心時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書後就已對明朝的未來有了詳細的規劃，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於筆札，富有辯才，每次皇帝召見時，都能思如泉湧，侃侃而談。

與前任兵部尚書的呆滯木訥之狀迥然不同，因此崇禎帝每次召見他的時間都遠遠超過規定時間，對他幾乎言聽計從，甚至驚嘆：「用卿恨晚！」

楊嗣昌對明朝未來的規劃可歸納為三點：一、攘外必先安內；二，足食然後足兵；三、保民方能蕩寇。

其對策主要集中於前兩點。

對於第一點，他認為天下大勢好比人的身體，京師是頭腦，宣、薊諸鎮是肩臂，黃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

如今形勢是烽火出現於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亂於腹心之內，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圖緩，內憂更不能忽視，因為它流毒於腹心，如果聽任「腹心流毒，臟腑潰癰，精血日就枯乾」，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所以他主張先與清朝和談，穩住京師附近的局勢，專心致志、一鼓作氣的剿滅農民軍。對於第二點，他建議增兵12萬，其中步兵74000人，馬兵36000人，並增加餉銀280萬兩，採取均輸、溢地、寄監學生事例、驛遞四個途徑。於是崇禎帝在他的建議下先後向民眾加派剿餉和練餉。

楊嗣昌所提的三點綱領，都是為了實現他「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圍剿計劃來服務的。

這一計劃的執行依靠的是五省總督洪承疇和五省總理王家楨的配合，洪承疇已在圍剿農民軍的過程中頗建功勳，但王家楨被楊嗣昌認為是個庸才，不堪此任，於是楊嗣昌經密友禮部侍郎姚明恭的介紹，向崇禎帝推薦了兩廣總督熊文燦接替五省總理。

各省督撫在楊嗣昌的指揮下，圍剿農民軍有了很大進展，到崇禎十一年，1638年二月，湖廣農民起義軍領袖劉國能、張獻忠先後受熊文燦招撫，楊嗣昌鑑於其父招撫失敗的教訓，提出反對意見，並主張劉、張等殺賊自效才可信任，崇禎帝和熊文燦急於招安，楊嗣昌只好順從皇帝意見，相信了農民軍的投降。

結果劉國能確實效忠明朝，但張獻忠卻是假招安，最終和李自成一起埋葬了大明江山。而此時的闖將李自成正在洪承疇、孫傳庭等的窮追不捨下勢力銳減，到崇禎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逃亡商洛山中。

楊嗣昌所說的「十年不結之局」似乎就要走到盡頭。

就在楊嗣昌緊鑼密鼓地指揮圍剿農民軍的同時，亦開始籌劃對清議和的事宜，以緩解明朝的外部壓力。

崇禎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日，楊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力主對清妥協，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盜」。

同年五月三日，崇禎帝在中極殿以「剿兵難撤、敵國生心」為主題策試大臣，楊嗣昌在策論中以天象引入話題，接著列舉歷史上天象示警與異族關係的故事，如東漢時日蝕火星，漢光武帝與南匈奴議和，宋太宗時月蝕熒惑，宋軍興師伐遼而戰敗。

其實他是藉此影射他對清議和的主張，正如談遷所說：「星曆之學非嗣昌所諳，而推言之甚詳，專為建虜而發，力主封賞。」

儘管多數朝臣反對此議，但崇禎帝卻非常賞識，加上楊嗣昌無偏無黨、勇於任事，崇禎帝對他更加信任。

於是，崇禎皇帝朱由檢於當年六月提拔楊嗣昌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仍掌兵部事，故人稱「楊閣部」。

其實，楊嗣昌已經在秘密啟動議和行動。

崇禎十一年，1638年三月，遼東巡撫方一藻派瞽者周元忠出使瀋陽，試探口風，皇太極對其相當禮遇，並表示：「如有確議，則撤兵東歸」。

楊嗣昌接到方一藻的報告後，立刻建議崇禎帝允許方一藻及總監太監高起潛便宜從事，辦好議和，得到崇禎帝默許。

周元忠回到寧遠，帶回皇太極致高起潛的書信，信中稱：「仍言講款，若不許，夏秋必有舉動。」

楊嗣昌極力勸說崇禎帝把握時機與清和談，但崇禎帝只命方一藻、高起潛「細酌」。

楊嗣昌不依不撓，繼續上疏批評言官不顧兵部處境，只會空言誤國，請求「聖鑒允行」，即明確批准方一藻與高起潛議和。

此時楊嗣昌主導議和已經公開化，引起朝臣激烈非議，掀起彈劾楊嗣昌運動，其中攻訐最力的是少詹事黃道周，他們表面上反對楊嗣昌「奪情入閣」，實際上反對他主導的對清和議。

崇禎帝於當年七月五日召集群臣於平台，讓楊嗣昌與黃道周在御前辯論，最後崇禎帝袒護楊嗣昌，貶斥黃道周等彈劾楊嗣昌的官員。

儘管楊嗣昌擺脫彈劾，但崇禎帝礙於群臣反對，不敢接受楊嗣昌的建議，對和談明確支持，方一藻、高起潛與滿清的和議遂不了了之。

同時，新被起用的兵部尚書盧象昇亦堅決反對與清議和，與楊嗣昌形成尖銳對立。

皇太極見此情形，乃於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派兵大舉入塞，對明朝展開懲罰性打擊。

由於明廷內部政見分歧，總督天下援兵的盧象昇未能與楊嗣昌、高起潛良好配合，導致盧象昇戰死於巨鹿賈莊，七十餘城先後失守，四十六萬人被俘，包括德王朱由樞。

到崇禎十二年，1639年三月清軍方才揚長而去。

事後追究責任時，楊嗣昌雖被彈劾，但崇禎還是保住了他，並感慨：「大事幾成，為幾個黃口書生所誤，以至於此！」

崇禎十一、十二年之交的清兵入塞，使局勢急轉直下。

不但楊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和談計劃化為泡影，十面張網戰略也因為洪承疇、孫傳庭被調入京師勤王而使農民軍死灰復燃，逐漸成為一張破網。

張獻忠在谷城厲兵秣馬一年有餘，終於在崇禎十二年，1639年五月再舉反旗，李自成前去會合，八月以後又分東西兩頭行動，至此「撫局」破產，明朝內地再度陷入干戈擾攘之中。

楊嗣昌自清兵入塞以後，就承受巨大壓力，不僅李希沆、王志舉等言官要求追究他的責任，他本人也屢次上疏引咎辭職。

崇禎帝貶斥了彈劾他的言官，並令他落職帶冠視事，不久以敘功名義使其官復原職。

楊嗣昌已有脫身之意，遂推薦四川巡撫傅宗龍接替他的兵部尚書之職。

沒過一個月就傳來張獻忠撕毀招安、起兵造反的消息，楊嗣昌知道後頗為不安，因為招撫張獻忠的熊文燦正是他本人推薦的，熊文燦被捕，他顯然難脫干係。

崇禎帝似乎也漸漸發覺楊嗣昌有點不靠譜，自己已經力排眾議委以重任，如今不如令他外出督師，倘若成功，便可以對外面有個交代。

楊嗣昌揣摩帝意，請纓督師，崇禎帝順水推舟，於崇禎十二年，1639年八月二十五日下旨命楊嗣昌督師平寇，賜尚方寶劍。

經過一番準備後，楊嗣昌於九月六日陛辭，當日平台餞行時崇禎帝贈詩曰：「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

楊嗣昌聽罷，邊哭邊拜，隨後離開京師，踏上不歸之路。

楊嗣昌抵達湖廣襄陽行營以後，便積極展開部署，以圍剿張獻忠。

崇禎十三年，1640年二月，楊嗣昌麾下的總兵左良玉在川東夔州府太平縣瑪瑙山大敗張獻忠，楊嗣昌報捷戰果「斬馘三千六百二十，墜岩谷死者無算。」

張獻忠的妻妾高氏等和軍師潘獨鰲都被俘虜，押往襄陽。

崇禎帝聞訊大喜，不僅加封左良玉為太子少保，還親筆慰諭楊嗣昌。

但是，由於楊嗣昌沒能處理好諸將關係，導致左良玉和賀人龍兩員驍將都不肯聽命，陝西總督鄭崇儉也對他陽奉陰違。

崇禎十三年，1640年八月，官軍在夔州府大昌縣土地嶺吃了敗仗，局面再度惡化。

因為四川巡撫邵捷春無能，楊嗣昌親自來到重慶主持圍剿。

張獻忠流竄四川，楊嗣昌尾隨追擊，疲於奔命，張獻忠曾作順口溜挖苦道：「前有邵巡撫，常來團轉舞；好個楊閣部，離我三天路」。

當時楊嗣昌曾貼出告示說：有能擒斬張獻忠者，賞銀萬兩。

不久後他的行營衙門驚現張獻忠的傳單，上面寫道：「有斬閣部者，賞銀三錢。」

楊嗣昌瞠目結舌，對周圍疑神疑鬼，身心更加痛苦。

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張獻忠又在開縣黃陵城大破猛如虎所部，出川直趨襄陽。

與此同時，一直被圍困在奉節魚腹山的李自成也利用左良玉與楊嗣昌的矛盾，突圍轉進河南，並攻陷了洛陽，處死皇叔福王朱常洵。

二月五日，楊嗣昌一直認為安全的行營襄陽為張獻忠所奇襲，襄王朱翊銘被殺。

張獻忠在處死朱翊銘時還說：「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