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53 開放口岸和統管整個大明水師】（2/2）
聽了顧秉謙的話，眾人紛紛點頭，其中也包括丁紹軾。
不管是東林黨，還是閹黨，還是中立派大臣，首先，這一桌人，有一個算一個，都是超級大地主，代表的都是大地主階層在想問題，首先就會用地主階級的思維去思考開海對大家造成的衝擊和影響。
不用想都知道，肯定對他們是不利的。
韋寶早就想過這個問題，笑道：「土地獲利少了，可以轉而經商嘛。商業繁榮了，也不見得就動了以農為本的國本。」
「韋爵爺，此話不可信口開河，農業是我大明的根本，太祖開始就重視農業，農業要遠重於商業，倘若沒有農人勞作，光靠奸商買賣，能創造什麼東西出來？大家都等著餓肚子嗎？」黃立極一本正經的對韋寶道。
韋寶呵呵一笑，「重農抑商，這是官面上的話。自古以來，真要是不允許從商的話絲綢之路怎麼來的，士族把控商場，也就是說家族裡有人做官，當然做官的地位比較高，有人經商。舉幾個例子吧，唐代開始的絲綢之路肯定是鼓勵貿易的，宋代海上絲綢之路一直很出名，我朝鄭和七下西洋，胡椒的價格降低了快一百倍
。這些不都是對經濟有益的嗎？也沒有影響農業勞作啊。」
「問題是我們不需要從外部買什麼東西進來，我們大明都有，商業發展會影響朝廷治理。」黃立極道。
韋寶聽了黃立極的話，覺得自己的想法恐怕有點天真，跟這些人真的沒有談下去的必要了。
大商人地位高、宋朝工商業的財政收入超過農業。
首先，大商人地位高與抑商不衝突，一是因為地主的影響力更大，二是因為國家在商業上看的是宏觀問題，不是個人問題，商人整體力量大不大、大商人是否會形成某種領域的壟斷，若是有壟斷是否可以輕易根除。說歷朝大商人都是勾結權貴呼風喚雨，這句話本身是錯的，可能只適用於明清。
而另外，既然是勾結權貴那就說明自己不是權貴，各地的權貴都是地主，正是重農的體現。
其次，宋朝工商稅超過農業稅是錯的，因為工商稅里包含了鹽鐵茶酒這樣官辦企業的收入，還包括了均輸的收入。
真正的商業稅相當於關稅，這是低于田賦的，況且北宋中期以後，大量土地被隱藏或者地主勾結寺院官員，因為寺院官員土地免稅，他們可以合法避稅。
因此神宗時期的田賦不高也有很大的因素是收稅不利。
重農抑商也要分朝代，秦朝是重農抑商，從戰國到秦朝滅亡，出了多少個個大商人？
文景之治一度零關稅，這是典型的要重振工商業，口號上也沒有提出抑商。
漢武帝時期，說要打擊商人，那就是真的打擊商人，收高額的財產稅，鼓勵百姓舉報漏稅，一經舉報，十有八、九就是抄家。
宋朝是中國工商業最發達的朝代，根本沒有這樣的口號，反而強調不與民爭利，這是保護私有財產的中國式說法。
明清的確是重農抑商的，要從宏觀看，第一關稅收入不高，第二是城鎮化低得只有幾個點，而漢唐宋在10%～20%之間。
原因是發展工商業最好的方式就是，政府多修路其他都不要管。
但是這麼大的帝國，有很強的離心力，如果都不管，很容易分裂。
像中國歷史上不太管的典型，周、漢文景、唐，三個朝代均出現了分裂勢頭，其中文景之後的七國之亂是被成功鎮壓了。
但是春秋與唐中期後的蕃鎮割據則不可逆。
很巧的是，這三個中央政府不太管的時期均出現了工商業的盛世。
因此，寧願政府管得緊一點，你就不要發展工商業了，於是形成了漢朝後期的大莊園經濟，大家圈地修堡壘，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還有明清時期的小農經濟。
他們要把帝國的命脈抓在自己手上。
重農抑商的產生是由當時的經濟基礎決定的，華夏古代一直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農業是古代最具決定性的生產部門，農業生產的狀況直接關係到國家興衰和人民生計。
國家通過徵收穩定的土地稅保證財政收入，增強經濟實力。
而工商業會導致勞動力從土地上脫離，這樣也不便於統治管轄，不利於統治者認定的維護穩定。
因而也有一定的原因，經濟的發展水平最終還是要看實體經濟。
商業是必要的，但是要抑制投機過熱，而交易性的是滿足生產生活所需，如果沒有商業那就只能回到原始社會，或者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時代。
韋爵爺想開放十多個通商口岸，增加大明的海關稅收，進一步把持大明商業。
並且想統管整個大明各地的水師，這樣既能省下來很多軍費，又能便於他介入大明的軍事。
想法十分圓滿，然而現實卻非常的骨感。
韋寶自己也知道這種難度非常大，別說自己是一個外臣，即便是和皇帝穿一條褲子的魏忠賢想這麼做，估計皇帝也不太可能答應，更不要說大臣們了。
「海防總督衙門可以由朝廷直接管理，可以由戶部和兵部直屬管理，甚至可以由內閣直接管理。」韋寶意識到今天的言論有可能給自己惹禍之後，大有一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態勢。
韋寶覺得自己這麼說了，就顯得不是自己個人想牟利，自己真的是站在大明的角度想問題。
這的確起到了一點點作用，眾人聞言，神色又緩和了不少。
「不是誰管的事兒，是大範圍的開海，一定會影響內地農業。」顧秉謙對韋寶道：「把大明所有的水師都集中起來，也很有可能出現失去制衡，一家獨大，出現將領獨大的局面，這是朝廷不允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