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58 地雷戰】（1/2）

韋寶在考慮與建奴和談的時候，幾乎沒有怎麼猶豫，韋寶是很想和談成功，不想建奴阻礙自己發展，不想與建奴對耗。

因為韋寶知道歷史進程，擔心的點並不在建奴那邊，而在大明內部。

當時明朝的兩線作戰，使注意力不能專注於一處。

資源本來就不足以支撐國家，又兩邊一起大放血，再強的體質也得倒下。

農民軍有幾次在明軍的圍剿下瀕臨絕境之時，均恰逢清軍再次進攻京薊，因而得以恢復發展，最終大明被由農民軍內部攻破首都而滅亡。

而在遼東戰場上，崇禎十四年的松錦大戰之敗，使得其「九塞之精銳俱失」。

十多萬精銳部隊陣亡沙場，遼東從此僅剩吳三桂所屬的三萬步兵騎兵混合編隊，關寧防線徹底崩潰。

只剩下孤零零的山海關。

也讓明王朝喪失了最後一支完整的精銳部隊。

當然，當時的形勢下，也難以避免兩線作戰。財力不足，無力招撫，而與清議和，一則違祖訓。

二則清方的誠意也值得懷疑。

宋亡殷鑑在前，因此議和也恐無出路。

新經濟因素與舊國本的衝突也日益嚴重，隨著「一條鞭法」的實施與倭寇的蕩平和「海禁」的鬆弛。

明後期東南地區的新經濟因素不斷發展，即所謂「資本主義萌芽」。

而江南地區工商業的蓬勃發展，與傳統上以農業為立國之本的衝突必然存在。

萬曆年間，明神宗萬曆皇帝為解決國庫不足與宮廷消費不足的問題。派出「礦監稅使」四處斂財，這種禍國殃民的掠奪式徵稅，尤其受到了東南發達地區工商業者的強烈抵制。

江浙工商業者與民眾對其的抵制甚至達到了武力對抗的程度。

南直直隸蘇州地區於萬曆二十九年爆發的民變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東林黨崛起，某種程度上支持新經濟的發展。

其思想主張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對大征商稅。

東林黨人鳳陽知府李三才極力反對這種行為。

而後期東林黨要求減少對工商業者徵稅，這一方面保護了工商業的發展，但另一方面也間接的動了「國本」。

國本是封建體制的立國之本，即農本立國。

減少了對工商業的徵稅，導致稅種單一，就必然減少國庫收入以及對農業徵稅的增加。

後來的「三餉」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

「稅不征於東南則必稅於西北」，黃土高原的民變不僅僅是天災造成的，若國家實力雄厚，政策得當，萬不會引起此般規模龐大之起義。

明清鼎革的結果最終也導致了江南新經濟因素的挫折。

滿人入關之後雖仍有所發展，但受到了許多對其發展的根本性的限制。

這就涉及到了一個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周期率問題。

這種新經濟因素出現並繁榮而最終未能突破農本束縛而夭折的現象，在中國出現過至少三次。

首次是盛唐天寶年間，在傳統經濟的高度發展下，各行各業產生了許多新的經濟因素。

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沒能在體制上給予適應的體系化配套建設。

而是草草應付，設置相應行業的稅使徵稅而已。

而接下來爆發的「安史之亂」使社會經濟出現倒退，新經濟隨之在戰亂中大幅削弱；新經濟因素與農本可能出現的矛盾在萌芽中被消除。

『安史之亂』同時也是中國古代傳統社會的一個轉折點。

第二次出現在北宋年間，宋代的社會經濟發展良好，市民經濟相當發達，各種服務市民階層的行當與新事物不斷出現並發展。

交子、飛錢、瓦子的出現，活字印刷術的推廣，說書業的興盛，以及相應戶籍體制中出現的「坊郭戶」作為一個單獨戶種的出現。

城市極大繁榮，海外貿易繁盛，無不體現了新經濟因素的到來。

而「王安石變法」中出現的「免役法」「均輸法」無不體現了新形勢下的要求。

而「市易法」則可以說是國家力量利用金融業的雛形。

這次變法可以說是一次中國可能進入近代的機會。

但是，畢竟時機條件還是不太成熟，經濟上農業仍為絕對主導。

法律條文是舊式的，保守派與變法派官員是舊式的，皇帝是舊式的，思想是舊式的，整個社會原有體制與思想和社會經濟條件均大體與舊體制符合，而少數不成熟的「冒頭」思想很快被淹沒。

至於變法實踐操作中出現的重重問題，更明顯帶有舊體制的深厚烙印。

苛求古人超越時代的限制，也是極為不合適的。只能說這是歷史環境的必然。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以致到靖康之變，落後民族入主中原，使得農本與新經濟的矛盾再次強制性化解。

因為新經濟在長期戰亂以及之後落後民族的統治中遭到極大削弱，其基石，農業也發生暫時性衰退。

第二次新經濟因素未能突破農本經濟。

而到了明朝中後期，第三次新經濟因素再次發展到了與農本經濟相衝突的地步，而這次最為尖銳，因為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但終究沒有突破農本經濟體制。

因為傳統經濟的發展分為兩條線。

新經濟因素建立於農本經濟高度發達的基礎上，而根據歷史經驗，農本經濟的發達必然導致生產資料的高度集中，土地兼併，而新經濟因素的產生不過是農本經濟發達帶來的副產品。

而土地大兼併釀成社會動亂，社會動亂的結果摧毀脆弱的新經濟。

而隨後的清軍入關又一次加劇了這一結果，新經濟再次受到限制。

總之，明朝的滅亡一定程度上是農本經濟的周期性矛盾。

本章未完，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