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92 九百萬兩】（2/2）

因此到了隆慶朝方才開月港徹底馳禁。

然而從明代的海貿來看，東南亞、南亞才是海貿收入的大頭，西洋與日本是否馳禁，在當時並不重要。

古代的海貿，參與的商民可以分為三種，小商民，中等商民，有官方背景的巨商。

而在中國古代農業社會重農抑商的背景下，新產生的巨商也往往會尋求官方背景，他們有的被拒絕並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比如嘉靖朝的汪直、徐海、麻葉、陳東等人，有的則因為為朝廷做出一定貢獻或其他的原因而得到許可，比如鄭芝龍，但得到官方最高許可是非常困難的，絕大部分的巨商尋求的是與地方官僚勢力勾結，官商互利。

海瑞的養孫海述祖，其父海中適憑藉海瑞侄女婿，歷任貴州鄉試、兵部副使、湖廣巡撫、兵部左侍郎等職的高官梁雲龍及其家族的庇護，就成為了海南的海貿巨富。

到了海述祖一代更上一層樓，富可敵國，海述祖曾經將38名上其大船的走私商人殺死在海上，奪取其貨物資財，然後謊報說狂風敗舟，幸憑擎天柱，遇救得免。

海述祖是否是走私，實際上頗有爭議，《觚剩續編》稱瀕海賈客三十八人，賃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並沒有說是走私。

海述祖出海一事，時人皆知，或許是得到官方許可並納稅之後的正常出海。

且海述祖出海的位置，似正是瓊州。若是如此，則明代後期允許商民合法出海的位置，非止漳州月港一處。

明代的海禁政策，一直為無力買舟出海的小商民留下了足夠的生存空間。

即便是海禁最嚴格的永樂朝，小商民也可以選擇參與官營貿易。

到了正德朝開放異國與明朝的私人貿易，小商民更是可以在外國船上門交易時，與其進行貿易。

而這種貿易形式容易管理，在洋人為大清管理海關用火輪船打擊走私之前，一直是唐宋元明清各朝貿易收入絕大部分的來源。

但是中等商民在明朝生活似乎不如在大清。

明朝限制商民出海，後來隆慶開海，亦不過開月港，每年發放船引88引，後來增加到110引。

當然，110引船引實際上不少。按《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一日阿里袞奏摺》說：粵海一關，內河外海，口岸繁多，商舶番船，貨物紛雜……海關稅銀，全賴洋船出入，歷年多寡不一。大概每年內地商船出入海口者，約自二十餘只至三十餘只不等，外夷洋船，約自十餘只至二十餘只不等。

廣州海關每年交稅給清廷的船隻，在乾隆十七年僅有20到30艘。

康熙曾經說過：以蘇州船廠每年造船出海貿易多至千餘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二十六日，命出海船隻不許多帶口糧，於海壇截留出南洋船隻。

並渝：「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康熙）逆料之言」。

出海商民願意納稅的也是少之又少，絕大部分選擇走私。

這也是為什麼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稅的緣故，南宋初期算上擺地攤等人上門，總共收到的也只是100萬兩。

據說占南宋歲入20%，即便考慮到宋時候銀子比較值錢，也是很少的。

至於宋為什麼歲入經常出現幾千萬貫、上億貫之類的奇葩數據，那是紙幣本位下通貨膨脹鬧的。

大元還曾經歲入幾十億貫過，而赫德打理大清海關用火輪船抓走私之後一年能收上2000萬兩更說明了這點。

但是比起大清的對於商民出海，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限制年限是因為大清很畏懼漢人在南洋建立勢力，深惡痛絕，見到漢人勢力擴張就恨得牙痒痒。

大明這110船引好像還是少了點，之前更是連110船引都沒有。

嘉靖朝朱紈嚴厲打擊走私，被浙江福建士紳發動在中樞的勢力攻訐，被迫自殺，閩浙士紳並不願意開海。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沒有被朝廷打擊的風險。

而沒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這個風險，雖然很小，明代海禁絕大部分時候執行上很寬鬆。

這樣的情況，對於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

一旦開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結的巨商進行相對公平的競爭了。

閩浙地區以富庶著稱，在宋元兩朝，其富民長期逃避稅役，勾結官僚，使得國庫空虛。

明初開國，朱元璋曾經對閩浙地區的富民進行打擊，但治標不治本，其地的士紳勢力很快又崛起，影響朝堂。

所以明朝開海進程的緩慢，以及隆慶開海的有限性，與這些閩浙富民的操縱，當然是分不開的。

清朝土地兼併歷朝歷代第一，而晉商也在清朝過得猶為滋潤。

尤其清代後期，大行捐納制度，富與貴密結合，影響力量趨強；遂使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

可見閩浙士紳在清朝影響力下降，乾隆皇帝寧願給廣東士紳面子，改四口通商為一口通商。

由於閩浙是清軍南下中所經過的最富庶地區，而開國時清軍基本上是沒有軍餉的，軍紀極劣，在閩浙地區進行了極為殘酷的大屠殺。

康熙朝為了對抗明鄭，又實施了遷界禁海，造成巨大的破壞，勒期僅三日，遠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騎即至，一時蹌踉，富人盡棄其貲，貧人夫荷釜，妻襁兒，攜斗米，挾束稿，望門依棲。起江浙，抵閩粵，數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盡流移。

這些活動，造成了民間對於清廷的仇恨。

所以後來，清廷對閩浙地區的士紳並不信任也是情理之中。

廣東士紳取得清廷信任，就證明廣東人在明末不如閩浙士紳有骨氣，抵抗少。

不然，廣東民風彪悍，在明末表現得尤其有骨氣，李定國與清廷便多次拉鋸於廣東。

於是在明末清初遭到的破壞，更加驚人，如尚可喜屠廣州，據說一次就屠殺了八十萬人。

因此，廣東士紳在明末清初幾乎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

新產生的士紳階層，許多都是尚氏集團的殘餘，是由尚可喜集團及清廷扶持起來的。

這無疑也是廣州十三行能夠得到清廷信任的理由。

明朝限制商民出海，是損害了中等商民的利益。

而廣東十三行的存在，證明在清代，官商勾結的巨商已經不滿足於和中等商民爭利，他們更是將手伸向了陸上與外國商船的貿易，通過尋求代理官營形成壟斷，使得無力出海的小商民之生計，也遭到了致命的打擊。

這個情況在乾隆改四口通商為一口通商之後更加明顯。

廣州貿易的繁榮，是以犧牲沿海各港口的貿易作為代價取得的。

中國各地的產品不能就近運往便捷的港口，而必須遠途跋涉運來廣州，增加了商品的運輸費用。

從全局看，顯然有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

清代海盜中出身底層者多，實是因為乾隆改四口通商為一口通商之後，底層商民無力從各地轉運貨物到廣州港與外國人貿易，無以為生，不得不出海為盜。

然而到了清朝，全世界都進入了殖民時代，南洋貿易份額也逐步被歐洲殖民者控制，自然與歐美國家的海貿就成為了海貿的大頭。

四口通商變為一口通商，對於底層商民的生計沒有影響，絕對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