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71 幾方面微妙的勢力】（1/2）

至於正德朝之後，仍然對西洋與日本進行海禁，原因在於。

西洋人心懷叵測，難以揣度。

而日本當時處於戰國時代，時局混亂，海盜海商往往混淆夾雜。

因此到了隆慶朝方才開月港徹底馳禁。

然而從明代的海貿來看，東南亞、南亞才是海貿收入的大頭。

西洋與日本是否馳禁，在當時並不重要。

禮部官員對此做法予以肯定，認為「泛海客商及風泊番船」既非救書所招，又非舊例所載，不是朝貢船，不屬市舶司的職權範圍，應由鎮巡及三司官兼管。

古代的海貿，參與的商民可以分為三種，小商民，中等商民，有官方背景的巨商。

如果海貿一旦由韋寶掌控，韋寶將成為一個新的種類，巨商之上的巨商，將會提前在封建制度中弄出壟斷資本出來。

因為此前還沒有哪一個人的權勢達到這種地步，能夠壟斷華夏這麼大的一個經濟體的所有海貿的。

在中國古代農業社會重農抑商的背景下，新產生的巨商也往往會尋求官方背景，他們有的被拒絕並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比如嘉靖朝的汪直、徐海、麻葉、陳東等人，有的則因為為朝廷做出一定貢獻或其他的原因而得到許可，比如鄭芝龍。

但得到官方最高許可是非常困難的，絕大部分的巨商尋求的是與地方官僚勢力勾結，官商互利。

如海瑞的養孫海述祖，其父海中適憑藉海瑞侄女婿，歷任貴州鄉試、兵部副使、湖廣巡撫、兵部左侍郎等職的高官梁雲龍及其家族的庇護，就成為了海南的海貿巨富。

到了海述祖一代更上一層樓，富可敵國，據說海述祖曾經將38名上其大船的走私商人殺死在海上，奪取其貨物資財，然後謊報說狂風敗舟，幸憑擎天柱，遇救得免。

海述祖是否是走私，實際上頗有爭議，海述祖出海一事，時人皆知，或許是得到官方許可並納稅之後的正常出海。

且海述祖出海的位置，似正是瓊州。

若是如此，則明代後期允許商民合法出海的位置，恐非止漳州月港一處。

明代的海禁政策，一直為無力買舟出海的小商民留下了足夠的生存空間。

即便是海禁最嚴格的永樂朝，小商民也可以選擇參與官營貿易。

到了正德朝開放異國與明朝的私人貿易，小商民更是可以在外國船上門交易時，與其進行貿易。

而這種貿易形式容易管理，在洋人為大清管理海關用火輪船打擊走私之前，一直是唐宋元明清各朝貿易收入絕大部分的來源。

但是中等商民在明朝生活似乎不如在大清。

明朝限制商民出海，後來隆慶開海，亦不過開月港，每年發放船引88引，後來增加到110引。

當然，110引船引實際上不少。

《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一日阿里袞奏摺》寫有：粵海一關，內河外海，口岸繁多，商舶番船，貨物紛雜……海關稅銀，全賴洋船出入，歷年多寡不一。

大概每年內地商船出入海口者，約自二十餘只至三十餘只不等，外夷洋船，約自十餘只至二十餘只不等。

這說明那個時候的廣州海關每年交稅給清廷的船隻，在乾隆十七年僅有20艘到30艘之間。

這對於華夏這麼大的國家，這麼一點點船隻往來的貿易量，可以說等於沒有海貿。

二三十艘船能運來多少東西，和一個縣城做貿易都不夠。

影響非常小。

康熙曾經說過，以蘇州船廠每年造船出海貿易多至千餘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二十六日，命出海船隻不許多帶口糧，於海壇截留出南洋船隻。

並渝：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即便不限制，出海商民願意納稅的也是少之又少，絕大部分選擇走私。

這也是為什麼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稅的緣故。

南宋初期算上擺地攤等人上門，總共收到的也只是是100萬兩，據說占南宋歲入20%。

即便考慮到我宋時候銀子比較值錢，也是有夠磕磣的。

至於宋為什麼歲入經常出現幾千萬貫、上億貫之類的奇葩數據，那是紙幣本位下通貨膨脹鬧的。

據說大元還曾經歲入幾十億貫過。

而赫德打理大清海關用火輪船抓走私之後，一年能收上2000萬兩更說明了這點。

但是比起大清的對於商民出海，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

限制年限是因為大清很畏懼漢人在南洋建立勢力，深惡痛絕，見到漢人勢力擴張就恨得牙痒痒。

大明這110船引好像還是少了點，之前更是連110船引都沒有。

聯繫嘉靖朝朱紈嚴厲打擊走私，被浙江福建士紳發動在中樞的勢力攻訐，被迫自殺。

就能發現，閩浙士紳似乎並不願意開海。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沒有被朝廷打擊的風險。

除非碰上朱紈這種愣頭青，而沒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這個風險。

雖然很小，明代海禁絕大部分時候執行上很寬鬆，這樣的情況，對於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

一旦開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結的巨商進行相對公平的競爭了。

閩浙地區以富庶著稱，在宋元兩朝，其富民長期逃避稅役，勾結官僚，使得國庫空虛。

明初開國，朱元璋曾經對閩浙地區的富民進行打擊，但治標不治本，其地的士紳勢力很快又崛起，影響朝堂。

所以明朝開海進程的緩慢，以及隆慶開海的有限性，與這些閩浙富民的操縱，是分不開的。

清朝不是很給閩浙富民面子，是否證明大清能夠更好地打擊豪強，保護平民利益。

並不是如此。

清朝土地兼併，能排在歷朝歷代第一。

而晉商也在清朝過得猶為滋潤。

明代平民出身進士約占總數50％，清代則減至百分之三十幾。

而父祖三代有生員以上功名者，則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百分之六十。

可見平民向上流動機會漸減。

清代，尤其清代後期，大行捐納制度，富與貴密結合，影響力量趨強；遂使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

可見閩浙士紳在清朝影響力下降，乾隆皇帝寧願給廣東士紳面子，改四口通商為一口通商，這與打擊豪強什麼的沒有半點關係。

由於閩浙是清軍南下中所經過的最富庶地區，而開國時清軍基本上是沒有軍餉的，軍紀極劣，在閩浙地區進行了極為殘酷的大屠殺，康熙朝為了對抗明鄭，又實施了遷界禁海，造成巨大的破壞。

這些活動，造成了民間對於清廷的仇恨。

所以後來，清廷對閩浙地區的士紳並不信任也是情理之中。

廣東士紳取得清廷信任，是否就證明廣東人在明末不如閩浙士紳有骨氣，抵抗少呢。

不然，廣東民風彪悍，在明末表現得尤其有骨氣，李定國與清廷便多次拉鋸於廣東。

於是在明末清初遭到的破壞，更加驚人，如尚可喜屠廣州，據說一次就屠殺了八十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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