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2章財政（2/2）

為什麼在大明朝初期的時候，國家進行大規模的工程建設、發動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以及發生饑荒的時候，賑濟災民沒有任何問題，而到了明末就不行了呢?

難道是因為明初的經濟比明末更發達，明朝在將近三百年的時間裡，經濟處於不斷衰退中?這顯然背離了事實。

米柱手上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大明的經濟，越到後期，就越繁榮發達。

萬曆時期，經濟的繁榮，生產力的發達，更是達到了一個高峰，明初與之相比，望塵莫及。即便在連續發生了自然災害的萬曆後期，儘管相對於萬曆初期，經濟有所衰退，但在總體上，遠遠高於明初，則是不成問題的。經濟是更繁榮了，生產力是更發達了，而國家的財政，卻是更加困難了，這是什麼道理?

大明初期到末期的賦稅收入，基本上沒有太大變化。那麼，明朝末期的財政困難，自然是因為國家的賦稅，沒有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長了。收入基本不變，開支卻隨著人口的增多，而不得不增多，這樣當然就造成了困難，但，這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還有一點，如果說賦稅收入，沒有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長，那麼至少每個人感覺到的稅收壓力，應該遠遠低於明初吧?可為什麼反而明朝末期，到處都是一片對賦稅過高的抱怨，到處都是叫苦連天的聲音呢?

如果說，是後來增加的軍餉，或者額外的加派過多，這也不通。要知道，明成祖時期，修建紫禁城、營建武當山建築群、鄭和七下西洋、五十萬大軍五次北伐蒙古、幾十萬大軍屢次南征越南，這幾個事件，隨便單獨拿出一項來，所造成的財政開支，就遠遠高於崇禎時期所有的賦稅收入、遼餉剿餉練餉的加派，以及地方上額外的加派的總和。

但為什麼明成祖時期，百姓對負擔雖有一定抱怨，總體上卻在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社會保持安定，而到了明末，增加賦稅，造成的反對聲音，會這麼巨大?

大明的稅收過低，農業稅低，商業稅更低!

大明的稅收，幾乎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時間裡，沒有增加!實際上是在不斷減少，農業稅減少，商業稅減少的更多。

明代晚期，人們對任何一次增稅的行為，都叫苦連天，以致於當政府試圖增加賦稅時，阻力重重。

縱觀明初至正統年間，明朝稅收大致在1500至2200萬兩，土木堡之變，中央政府軍戰力嚴重不足，中央對地方的管理有心無力，地方官員武將開始圈占土地，軍戶逃亡嚴重，軍事中心由中央變為邊防軍，正德年間稅收只有600至800萬兩，到嘉靖年間北方和南方同時遭到攻擊，稅收更低，全年稅收不會超過400萬，並且邊防軍開始出現拖響，軍力嚴重下降，無法抵禦蒙古軍隊。

隆慶年間，俺答封貢，北方安定，稅收有所增加，萬曆張居正改革，國庫年餘400萬，以後兩朝穩定發展，崇禎時期內憂外患，財政出現赤字，加派三響，稅收在800至1000萬，但是全國的土地多半在官紳手中，很少一部分農民承擔了全國的稅收，使得這些農民相繼破產，加入流賊，加速明王朝的滅亡。

米柱調查了大量的文案和數據，調出了大明曆年曆代收入的明細，畫出了一張曲線圖，這一張曲線圖令人一目了然。

就是朱由校也看得明白，他不禁疑問：「為何二百年前，大明歲入可達上千萬之巨，而現在，反而越來越少？成祖之年，動輒打仗，大搞建設，還有剩餘，而今之世，國家居然無法調動二十萬以上的軍隊？」面對這嚴峻的問題，連他這頭腦簡單的人都明白瞭然，更不用說朝中諸公。

趙南星道：「國朝之初，宗室人口不過幾百人，而今之世，人口多達數十年，俸祿極高，又免稅，國家收入自然極少。」

宗室開支確是大財政一大難題，但絕對不是主要的。

孫承宗道：「趙相公！本官就不問你，現今宗室有多少人？每年開支有多少，擁免稅田畝多少？如果趙相公想知道，隨時可以來戶部查，數字是不會騙人的。」

趙南星臉上一紅，他說道：「新稅法與宗祖家法有極多衝突之處。」這年頭，一句祖宗家法可以擋住許多問題，與祖宗家法有違，就是不行。

孫承宗道：「有衝突？沒有呀！新稅法中，沒有一條是新增加的，相反是尊從祖宗家法之訓，重拾祖宗榮耀，太祖為何規定進士、舉人、秀才的免稅田畝？因為即使有功名在身，也對國家是負有責任的，但是到了後來，變成了全免，這才是有人為了一己私利，公然違抗扭曲祖法，以致國家財政收入日蹙，入不敷用，國勢一日不如一日，重新丈量田畝，清點田冊，徵收商稅，在所必行。」

韓爌嘿然道：「孫大人身為翰林學士出身，卻一味導君逐財，與民爭利，這是為人臣所為？」

孫承宗道：「本官身為計相，所做者，是用盡一切之手段，為大明開源節流，本官不像韓大人，解決財政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是請開內帑。」

韓爌怒道：「你！作為一翰林學士，汝只知一味媚上，是何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