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九章 外貿革新（1/2）

廣州十三行的權責，具體來說，在外商與清國官府交涉，包括通關、驗貨、納稅時，必須由十三行作中介。十三行商是擁有壟斷中外貿易特權的商業組織，也是清政府與外商之間的媒介，兼有外交職責，即「以商制夷」。

廣州十三行有良好的商業信譽，受到外商的信任，但有些痼疾卻難以擺脫。當然問題的源頭在於清國自身。

第一個原因，清國制訂的工商業政策，是以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為出發點的。

發展工商業，如果不利於清國的統治，則往往被認為「好（hào）貨」，「貪利」而加以摒棄。因此，清國的許多工商業政策如果單從經濟上觀察，往往不可理解，但從鞏固清國的統治秩序上來考察，又自有其政治需要。

同是茶葉運銷，由上海北運天津就可以經由海運，由上海南運廣州則不許經由海運。下海船隻，單桅的就准許出海，雙桅以上的就不許出海，等等。

單純從經濟上考察，是講不通的。茶葉從上海經由海運到廣州，比由內陸翻山越嶺到廣州，時間和運費都有很大的節省，要擴大茶葉銷路，需要的是鼓勵海運而不是限制海運。至於雙桅以上的大船，載重量大，航行迅速，要發展海運，需要的是鼓勵而不是限制。

這些清國朝廷不是不知道。但它卻有更重要的考慮。在清國朝廷看來，上海以南的海面是外夷和姦商相互串通的危險水域，雙桅以上的大船，是「桅高篷大，利於走風」，最易偷漏的危險船隻。所以，這些都需要加以禁止或者限制，叫做「防患於未然」。

第二個原因，便是壟斷帶來的利益層層盤剝，使市場失血，嚴重遏制了商業發展。

在對外貿易方面，順治和康熙初期，廣州、福州經營對外貿易的商人都是有勢力的大商人；康熙中期，廣州、寧波、廈門還出現向朝廷納貢的所謂「皇商」，他們一來，「本地商人就嚇得不敢再出面做生意」。

在這種背景下，康熙末期以後，在西方商人勢力集中的廣州，所有對外貿易，完全操於行商，即廣州十三行之手，主要進出口商品，全部由行商經營，禁止行外散商參加。

譬如在清國對日本的洋銅進口貿易中，乾隆初期出現了為數不多的所謂額商，他們自願先銅後帑（先貨後款），不但不要先領帑本，而且願意代償原有官商的舊欠，條件是其他商人辦銅，必悉附額商名下。顯然，他們是擁有厚資的大商人，對他們說來，壟斷權的獲得比官本的領取重要得多。

這種特權的獲得，前提必然是對朝廷的大量獻金和對主管官員的賄賂。廣州十三行扮演的就是這種角色，一方面他們努力維持自己的商譽，在契約精神層面非常完美，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深陷官商腐敗之中，欺壓自由商人。

由於眼光的局限，道光帝所理解浙江巡撫劉韻珂的「以藩制夷」，與上述「以商制夷」，在官商層面沒什麼不同，而多了一層招安南洋鎮軍事力量以抗衡洋人的意思。

但謝綰授意鄒漢勛，向劉韻珂所提的以藩制夷之策，則另有深意。

謝綰手裡的南洋鎮有兩個打破「官商體制」的利器，其一是與英國人自由貿易的《南京條約》，其二是南洋鎮的軍事實力。

應該說在原時空中，英國人雖然握有《南京條約》，卻因為無法深入干涉清國官場，所以依然沒辦法突破官商對洋貨的遏制，這導致鴉片貿易在鴉片戰爭後繼續增長。

而謝綰卻相對更了解清國的頑疾，他要借洋人堅船利炮的威脅和暴力的手段，強行突破官商體制，這是他提出以藩制夷真正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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