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六十九節 商戰（2/2）

這件案子以怡和洋行權衡利弊，以損失挽回名譽結束，但是影響非常壞，直接衝擊到了華商的世界觀。

華商覺得，連怡和這樣的「東方羅斯柴爾德」也會在需要的時候，拒絕承認那些實際為他們服務的買辦的身份，這是個危險的行為，這讓他們對洋人充滿了不信任，他們認為有必要堵住這個漏洞。

上海的中國絲綢行會首先行動起來。

行會出台了新的行會規則，並且提交給了上海道台，並知會外商商會。

絲綢行會規定所有交易必須經過行會授權認可的通譯（翻譯，其實就是買辦），否則不得進行。這一規定，讓那些未經過在中國行會註冊的買辦及其背後的洋行，失去了直接向中國商行採購的權利。

同時在結算方面，行會提出，雖然華商們都希望進行現款交易，但畢竟數額巨大，而且絲綢的品質鑑定相當複雜，現款交易似乎並不現實。因此，行會提出了一個折衷方案：外商可以先提貨後付款，但貨款必須在絲綢裝船運往海外之前全部結清。只要貨款未能全額付清，該批絲綢即使已經裝船，也不得視為外商的財產。一旦發生意外，比如期間洋行倒閉，承兌的錢莊或銀行破產，則華商可以取回該批貨物。此前，只要貨到了外商手中，即使分文未付，外商也將其視為自己的財產。

上海絲綢行會的這種規定，顯然對華商的風險進行了規避，因此洋人極其不滿。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因為在上海口岸的中國商人非常團結，誰敢不經過行會而跟洋人私自做生意，都會受到全體商人的抵制。結果洋商最後只能屈服，畢竟這個時代，還是中國商人的買方市場。英商不跟這些行會合作，法商會合作，比利時商人會合作。總之他們遇到了十三行時代的窘境，那就是蜂擁而至的洋商，無法跟用各種中國式關係擰成一股繩的中國商人集團對抗。

商業競爭，說白了還是一個財力的競爭，零散的西方散商在這個時代確實還無法跟壟斷經營了幾個世紀的中國商人集團競爭，但是時代在改變。

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讓從倫敦到上海120天的船期，縮短到了55天到60天，洋人突然不需要提前儲備半年的貨物了，他們進貨變得從容了，他們不需要跟財力雄厚的大行會直接提貨，而可以慢條斯理的使用他們培養出來的買辦深入內地進貨了。電報的開通，也讓他們能夠緊跟歐洲的市場行情，極大的規避進貨的風險，技術的進步，讓他們的力量變得強大了。華商是有本地優勢，但是他們掌握的是世界市場的優勢。

此消彼長之下，洋人覺得自己實力強了，越發不願意接受中國商人組織的不平等規定。

洋人的第一次反擊是在茶葉貿易領域，蘇伊士運河開通後，規定只准蒸汽輪船通行。大量的蒸汽輪船迅速地取代飛剪船，投入東西方的航運。在中國出口額中占了70-80%比重的英國，從倫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縮短一半之後，運費和保費變得更為低廉。中國茶葉經由蒸汽輪的快速運送，更能保鮮，因此倫敦市場已不再需要維持六至十二個月的茶葉庫存。

加上大明大規模擴大了茶葉生產能力，導致生產本就已經飽和，於是在1872年，倫敦市場茶價開始下跌，而上海的華商商會依然試圖控制茶價，這一次洋人不接受了，哪怕是最上等的徽州祁紅，洋人一時間也拒絕進口。這一次洋人勝利了，最後他們給上海茶葉的報價只相當於過去兩年的半價水平。

在洋人慢慢在茶葉領域占得先機的時候，在絲綢領域，華商組織依然壟斷著貿易價格。

因為這幾年的絲綢行業，完全是一個賣方市場。從普法戰爭開始，世界絲綢價格翻著翻上跳，儘管廣東飛速發展的機器織稠業趕上了東風，但是對上海市場的影響並不大，因為廣東絲綢主要是中低端，而上海的絲綢則走的是高端。

江南蘇湖一帶出產的上等白絲，手工作坊織就的絲綢，依然大量出口西方市場。但是連續兩年這種上等絲綢都以7%到8%的速度增長，讓商人們大量出口這種貨物。航運大提速後，絲綢交易速度和頻率加快，絲綢出口在當季的頭2-3個月就完成了。

各種利好刺激的上海市場超過了負荷能力。絲綢的質量問題，在急增的出口需求拉動下暴露出來。為了趕工，繅絲和紡織環節質量嚴重下滑。1872年5月，里昂絲綢商會向上海西商公所書面投訴，抱怨中國絲綢的質量問題以及虛假標識。他們警告說，中國絲綢如再不改進，將可能被歐洲產絲綢（主要是法國和義大利）趕出法國市場。

此時已經在普法戰爭後的混亂中走出來的法國，在新的資產階級政府的推動下，他們開始快速恢復他們的絲綢生產能力，國際絲綢價格大幅度下降，洋商開始在上海壓低絲綢的採購價。

但是此時華商認為洋人有意打擊絲綢價格，結成了聯盟，拒絕降價。洋人則認為國際市場價格都在下跌，他們拒絕華商的報價。在民族主義和對國際市場不了解的情況下，華商寸步不讓，相互串聯，在報紙上發聲明，他們一定要維持去年的高價，否則絕對不向洋人出貨。

大明的絲綢商人也不願意接受低價，相應了上海商會的號召，也開始聯合起來抵制洋人的報價，一場在絲綢領域的華洋商戰就此爆發開來。

朱敬倫是在報紙上看到這些消息的，他突然嗅到了一股經濟危機的味道。

他很清楚，洋商比華商更受世界經濟的影響，世界市場今年開始變得不景氣，洋人在進口不賺錢的情況下，當然不願意進口，此時華商還想維持高價，顯然不可能。

這場商戰打到最後，不是誰輸誰贏的問題，而是市場會不會崩盤的問題。

朱敬倫記得，1873年，世界上爆發了一次空前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這場危機持續了五年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危機都要嚴重，直到1929年的危機，才超過這次危機的規模。

他覺得他似乎得做好應對這一次經濟危機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