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客卿（1/2）

作為皇帝，竟然還需要跟臣子進行這種內鬥，朱敬倫感到自己很失敗。

他追溯歷史，想要得到一個答案。

他發現，在秦代之前的歷史上，從來還沒出現過君相之爭，朝堂上爭鬥最嚴重的，無非是將相之爭，從沒有發生哪個國家的內政混亂，是因為皇帝跟丞相之間的衝突形成的。

那時候流行的是拜相、拜將，君主將內政全權委託給丞相，垂拱而治，也不擔心會發生什麼謀朝篡位的事情。燕國的丞相子之倒是想壞了規矩，誘導燕王噲禪讓君位給他，然後就爆發了子之之亂，最後齊國、中山國聯合干涉，攻破了燕國都城，將子之剁成了肉泥。

也有成功的例子，齊國田氏取代了姜氏，趙魏韓三家瓜分了晉國。但這些都還屬於是權貴之間的傾軋，純粹的文官集團尚未形成。相權往往把持在高等貴族的手裡。

直到商鞅變法，改變了權貴把持朝政的傳統，一大批底層士族，甚至平民，獲得了晉升的渠道，通過激發底層士族的士氣，秦國政權得到了爆炸性的力量，一統天下，同時也終結了一千五百多年的中國古典貴族統治。

打破了思想禁錮的老百姓，才能說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種雄音，又通過這種方式葬送了秦國，實現了拔劍者死於劍下的箴言。

秦漢時期還能勉強保住權貴政治，新的貴族依然在政治上有巨大的優勢，雖然屢屢有強勢君主破格提拔平民的事情，但壟斷文化傳承的貴族和大宗族天然控制了權位，到了曹操時代，為了籠絡完全取代了先秦貴族集團的大宗族勢力，出台了九品中正制制度，給天下宗族劃分等級，按照品級讓這些宗族勢力瓜分國家官職。

這段時期，政治傾軋變成了皇權跟大家族之間進行，司馬氏取代曹氏，東晉門閥政治，都是這種表現。

傳統意義上的君相之爭，以及君相之爭背後反應的官僚集團和皇權的權力鬥爭依然沒有形成。

唐朝奠定了科舉制度，從此底層文人開始取得規範性的上升渠道，可以通過科舉晉升，唐太宗盛讚這種制度，得意洋洋的表示，「天下英雄盡入吾轂中」。

科舉制度爆發的力量，徹底讓文官集團形成，武則天夫婦利益文官集團，徹底剪除了長孫無忌為代表的關隴貴族集團，從此門閥政治徹底終結。

到了宋代，科舉制度完全成熟，從此政治徹底變成了皇權和官僚集團博弈的結果。

宋神宗時期，想要變法，與大臣議事，神宗說：「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名臣文彥博回答：「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文官可以當著皇帝的面說皇帝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代表著皇權與官僚集團政治平衡的形成。

但唐朝時候士大夫剛剛形成，宋代的時候，士大夫以初升之勢，壓過皇權一頭，都形成了某種平衡，到了明代，朱元璋不願意看到宋代君權衰弱的現象，廢除了兩千多年的宰相制度，結果沒有形成皇帝專權的現象，反而讓文官集團和皇權之間的平衡打破，皇權與官僚集團之間的權力鬥爭格外激烈，層出不窮的黨爭就是這種現象的體現。

到了清代，通過殺戮，從關外進來的滿清權貴集團，徹底撕碎了文人士大夫的榮譽感，失去了氣節的文人，從此以奴僕的姿態服務於皇權，在滿清的政治語境中，「皇帝聖裁獨斷」這樣的語言，竟然帶有了褒義味道，而在宋明時期，這代表著皇帝的昏庸，聽不進諫言。

不得不說，儘管清代的文人士大夫開始向奴僕化發展，但奠定了皇權至上的原則，事實上清代的政治，是比明代要穩定的，沒達到君權跟相權能夠鬥爭的程度。

大明的政治制度雖然是新建的，柔和了現代管理制度，但政治文化毫無疑問是從滿清承襲過來的。理論上講，是不可能發生君相之爭的，可卻因為朱敬倫大膽的放權，導致文官集團獨立意識的恢復。這種獨立意識，慢慢促使他們開始否決皇帝的態度，在政治上開始形成自己的思路。

從大方向上看，這是一種進步，是開明的君主與強幹的文官相結合，可問題是，朱敬倫能做到開明，官僚卻未必強幹。

從奴僕化士大夫走來的文官，骨子裡帶著陰柔，卻擁有了至少是宋明時期的獨立意識，於是又造成了另一種政治失衡。

這才迫使朱敬倫導演了這次政變。

政變的結果是陳芝廷辭官。

後繼者是九月多回國的。

正是出行歐洲長達半年之久的赫德。

赫德受寵若驚，卻早有預謀，或者說圖謀許久。

國際上震動，一個外國人，做了另一個國家的首相，這種現象，從腓特烈大帝之後，歐洲政治中就很少發生了，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自詡開明，當政期間，任用了大量的法國人，尤其是財政領域，幾乎被法國人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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