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一十六節 向貧富分化說不 2（2/2）

朱敬倫考慮的是，北歐遇到的問題，是有他們自己的偏激引起的問題，比如工人黨執政的北歐國家，過於強調工人的利益，最後造成了低效率。這種問題，在現在的中國不存在，中國現在的問題是，根本沒有福利，工人一旦失業連基本保證都滿足不來，即便工作，生活過的也不富裕，這不是享受問題，而是生存問題。

所以朱敬倫建立福利制度的決心決不動搖。

可是當他將自己的態度跟三省六部的官員一說的時候，一片反對聲浪。

尚書令赫德是一個比較弱勢的宰相，不是他本人性格柔弱，而是他身份決定的，他是一個英國人，可因為他是一個英國人，所以他信奉英國那一套自由經濟理論。

這已經是1901年代了，各種經濟學理論已經出現，老馬的資本論都發行幾十年了。

赫德和一些接受了西方經濟力量的技術官僚集體反對，認為朱敬倫所認為的，建立福利制度是效仿德國，在中國很難實行下去，他們的道理很簡單，如果人不工作也能得到收入，只會養一大群懶漢，而且他們天然認為，不勞動者不得食這是自然規律，放之四海而皆準。

朱敬倫跟他進行激烈的討論，告訴大家說，他建立福利制度的目的，不是德國的目的，不是俾斯麥說的，「期待拿退休金的人最好統治」，真正的目的是富民，讓人人富足。

可依然很難說服官員們。他們私下裡說，這是皇帝做了一個美夢，卻想拿來治國。

朱敬倫感嘆，他所打造的政府早就變了，他突然有些懷念當年那群迂腐的士大夫組成的政府，他們迂腐，但他們有民本主義精神，哪怕不做，他們也會感嘆民窮民弱。現在倒好，這些官員對窮人沒有一絲憐憫，認為人窮是因為懶惰，是因為天生蠢笨，活該受窮。

他們的思想不是傳統的「民為邦本」的思想，而是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不能怪他們，全世界的政客大多如此，這是世界流行觀念。對抗這種觀念的，恰恰是從工人文化中誕生的社會思潮。有的國家，兩種觀念都走向極端，最後爆發革命，有的國家，兩種觀念進行了妥協，最後進入福利社會。

革命始終是成本最高的變革方式，能避免的情況下，朱敬倫絕對不想看到。

現在這種跡象的苗頭已經產生了，日本1880年代開始出現工人擺工等運動，中國在90年代也開始了，工人中大大小小的組織已經出現，有的抱著西方流行的各種社會思想，有的甚至抱著革命思想。

這些組織，並不僅僅是窮苦工人自發建立的，恰恰相反，大多數組織，其實是生活比較富足的精英參與建立的。最早的一批工會，是工廠中一些來自西方的技術專家，以及從西方留學回來的技術骨幹建立的。

這些精英建立的組織，大多數也並不打算革命，他們只是想通過談判的方式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作，改善工作條件。

一旦這些理性的組織的目的不被滿足，那些極端的組織就會站出來，甚至看不到希望的理性組織也開始走向極端。

朱敬倫赫然發現，在思想上，富有良知的精英，不管是新知識精英，還是傳統士大夫，他們的思想竟然殊途同歸。

或者真的是胡適所說的，在一切人類美好道德層面上，各國傳統美德都是互通的，儒家的仁政思想，忠孝禮儀文化，並不是中國人獨有的，而是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普遍存在的。

朱敬倫發現，靠說服已經很難讓目前這些技術派官員跟自己站在同一陣線，即便強行通過一些政策，沒有他們的主動支持，最後也很難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思之後，他決定將陳芝廷請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