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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謝蘭生道，「我跟會計也聯繫下，查一查當時退款。」

「嗯。」

謝蘭生還挺冷靜的。

一個人在這世界想清清白白就是很難。其他人的名譽等等在利益前算什麼呢。

他21歲那年，被想留京的女同學說他是她的未婚夫時，就知道這點了。也是21歲那年，被關廠長命令著當《江湖女兒》執行導演時，被錄音師張繼先說愛財如命不讓掛帳時，就知道這點了。還是21歲那年，被「大導」們舉報說他影響中國形象傳播時，再次知道這一點。此後，只是越來越習慣而已。

幸好，在那一年，他也遇到了張富貴、莘野、囡囡、祁勇、岑晨、Nathan、Hunter、森田、送膠片的樂凱工人……等等等等，讓他並未失去自己。

他還是在熱愛電影。被人看到作品時，他才是真正活著的。

會計想想當時狀況，回謝蘭生，語速緩慢：「謝導您說要退款時大部分人還在現場，收了500塊，簽了名字。另幾十個人已經走了，其中有些折了回來，剩下的則給了卡號。我給最後這部分人填匯款單時寫了備註，好像是『退款』，這就去拉銀行流水。」

「可以，」謝蘭生說，「謝謝。請儘快發來簽字照片、銀行流水這些東西，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

做完這些，謝蘭生又陷入思索。

只要發出這些證據「潛規則」是可以澄清的。可，「咱們謝導巴著日本才賣掉了《生根》版權」，要怎麼解釋呢？

這句抹黑的訴求是感性訴求，而不是理性訴求，更難處理，更棘手。

也不知道澎湃影業是在哪看到這張照片的。難道，他們特意回頭查了各國大刊對那一年《生根》獲得最佳影片的報導嗎？

「……」

他再一次挖地三尺，這一回，把聲明書挖出來了——他1994年帶著《山坎》退出坎城電影節的聲明（第38章 ）。

那個時候，在電話里與新主席吵架之後，組委會說，如果退賽，需要提交各出品方簽字、蓋章的聲明書。謝蘭生寫了。在第一段中，謝蘭生明明白白地寫出了「導演本人無法理解組委會的換片要求，無法接受組委會的嚴重誤解，對組委會對電影的過分解讀感到失望，同時，對電影節的藝術總值產生動搖，因此決定退出參展」這樣的話。

謝蘭生想，幸虧還有這個事情、這個東西。它可以證明，他只想用攝影機拍一個故事、拍幾個人，他在保持獨立思考、獨立製作，從來沒迎合於誰，也從來沒屈服於誰，不管是坎城、是名、是利，還是其他。

澎湃肯定並不清楚自己還有這段過往。塞翁失馬。整整11年，一個輪迴，這份聲明竟能拯救他的另外一部電影。

他可以做這份文件形成時間的鑑定，明明白白告訴大家被隱藏的一段往事——他曾退出過殿堂級的坎城電影節主競賽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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