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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蘭生也不大知道百年後的電影史會如何書寫他這種人——最早的獨立電影人。

是熱血？還是莽撞？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其實最早，謝蘭生就只是想拍他喜歡的內容而已，和寫小說一樣，製片廠要論資排輩，「破窗而入」的學長們與原先那批老導演們一起壟斷電影廠標，加上審查無比嚴格，他等不了了。然而，仔細想想，不拿指標，跳出限制，總有人要做這件事，去挑戰現今的標準，去推進現狀的改革，最終達到一個平衡。

縱觀世界，各個國家都經歷過這樣一段特殊時期，即，審查制度與從業者的對立及相互妥協。制度的每次改變都需要天時地利人和，謝蘭生曾看過一本以好萊塢為例探討電影審查的書籍，說，1915年《一個國家的誕生》讓資本看到巨大利潤，不再滿足於在寬鬆的幾個州單獨上映，於是要求徹改審查制度，而「海斯辦公室」這樣的電影人行業協會則開始承擔「自我審查」「自我管理」的工作，同時也承擔了與各政府解釋溝通的工作，越來越有話語權。後來，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壟斷，舊好萊塢土崩瓦解，新體制的核心不再是製片，而是發行，漸漸地，因為發行公司可對不同內容區別發行，有的公映，有的播放，有的制碟，政府變得沒有必要對製片口嚴格控制，於是，終於，1968年，電影分級正式取代電影審查這個制度，由委員會監督實施。當然，1953年《奇蹟》勝訴也是一座里程碑，雖然那時導演訴訟只是為了收回成本。

謝蘭生也一直認為現有標準會變寬鬆，卻不知道會在何時，因為何事，也許不會只是一次改變，而是很多次改變。

其實，平心而論，謝蘭生並不是審查制度的反抗者，相反，他總覺得，外部政治十分複雜，電影局也無可厚非。各方都有各自立場，有人認為「公民是否需要指導」只應該以年齡劃分、只要具有政治權利就應當能自主選擇並自己負責，而非「有人終生是老師，有人終生是學生」，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18歲」只是一個數字，公民就是需要指導，甚至是畢生的指導，兩個觀點都挺正常，而誰對誰錯誰是誰非或平衡點究竟在哪，也許只有歷史能給答案。也是出於這些原因，他並不厭惡電影局，也不厭惡製片廠。他甚至都可以理解「霸占廠標」的老導演，還有那些擠壓後輩的老學長們——各自為利罷了。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現在有些太嚴苛了，幾乎不能真正觸及目前存在著的問題。創作空間會更寬闊，可這需要有人站出來，去衝擊，去博弈，一點一點地向前走，看看結果，試探邊界。或者說，有些東西在現階段是有苦衷或沒辦法的，但創作自由是「正確的」，無法反駁的，因此需要有人爭取，以期達到一個平衡，雖然，這也許要用幾十年，甚至更久，久到世界翻天覆地。

對於文藝而言，批判永遠最有力量，永遠大於讚揚、褒獎。它讓人類改變、向前，而非安於現狀。總有一天，人們會在大熒幕上看到這一類影片的，也一定會讚嘆那些鎂光燈前的導演們，可謝蘭生也真的希望，到那時，人們可以看看他，看看孫鳳毛，看看他們這一代的獨立影人也許早已遠去了的單薄背影。

…………

謝蘭生在收到拷貝的當晚就跑去郵局，把它發往都靈電影節的選片委員會。他不認識要去義大利的人，也辦不來義大利的簽證。

事實上，11月29號就開幕的都靈電影節報名工作一個月前就截止了。謝蘭生也報了名字，但來不及郵寄拷貝，一度打算退出來的，可是祁勇上部電影的導演正正好好是選片委員會的成員，給謝蘭生寬限了下，讓他可以延期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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