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九章 談談稅收吧（1/2）

梁山是真的缺少文官。要不然也不會抓到了還算過得去的官員都捨不得殺了。遇到張叔夜和宗澤這樣的官員，更是不會放過。就是靠時間慢慢的磨，也要將他們磨下。

如果說以前的梁山，是靠打家劫舍根本不需要甚麼內政型人才的話，那現在就不同了。對於已經踏上了台階，準備放開手腳開疆拓土的梁山泊來說，要構建自己的統治體系，還真缺不得這些學富五車、胸懷百姓的人才。畢竟，武將開疆守土，文臣牧民安邦，這是亘古不變的真理。

雖然花榮極力從自身去發掘與培養內政人才，可是畢竟發展時間太短，培養不出來多少人才來。

原本山上的頭領都是武將，能做文官的也就蕭讓和王倫有些基礎，能短時間培養出來。其他的人都是從頭開始，一兩年內很難看出效果來。現在的梁山幾位軍師也就將聞煥章解放了出來，其他幾位還是要以軍事為主的。

說到底梁山現在還是一個武裝集團，首要保障的乃是軍事職能的正常運轉。還沒有正式的從武裝集團轉化為行政集團。

是以此時的花榮，視野早已跳脫出梁山的範疇，放眼至整個大宋王朝的官員體系中，時刻高舉著鋤頭，一心要挖趙佶的牆角。京東這裡的官員，說實話，能讓他看在眼裡的，也就幾個，剩下的都是湊合著用。只能加強思想教育，同時置機構監管。

等著梁山自己培養的官員出師了，就要逐漸的替代他們。

而宗澤和張叔夜絕對是首屈一指的人尖了，即便是放在歷朝歷代的大背景中，也絲毫不見遜色。只是正因為這兩位的含金量極高，卻又不是能輕易招募麾下的。雖然方才斷金亭一席話曾引起了兩人的深思，並一度無言以對。但其根深蒂固的忠君之信念，絕不是單憑三寸不爛之舌就能夠輕易化解的。

儘管他們能最大限度的理解、並從某種程度上讚賞花榮的理念，但對於梁山泊的敏感身份與地位。還是打心眼裡接受不了的。只能靠時間慢慢的彌補花榮和趙佶屁股下面的椅子成色了。

送走了幾人，花榮等人也是回了聚義廳，處理著各地上報過來的重要的事件。

最重要的莫過於小麥的收成了，京東這裡種的都是冬小麥，也就是秋末冬初種植，六月下旬七月初收穫的。今年京東這裡雖然經歷了戰事，不過梁山占領的迅速，並沒有對百姓造成什麼騷擾。

而且隨著梁山頒布政令的稅收也是較之趙宋減少了不少。田賦稅只收當年收穫的兩成。並且取消了其它的折納，支移，腳錢，牛皮稅等等的苛捐雜稅。稅收制度是要慢慢完善的，不可能一蹴而就。

你能想像在趙宋這裡就連對於農民來說，如同生命般重要的農具也要征農具稅麼？

說道趙宋的稅收，就不得不提一下商業稅。

有宋一朝，在總賦稅當中農業稅比例遠低於此前的漢唐和此後的明清，商業稅為主的非農業稅則占據著越來越高的比例。這往往被作為宋朝繁榮富庶、商業發達、農民負擔輕的標誌。

但事實正好相反，高額的商稅比例，正說明出宋王朝統治的孱弱，以及對人民剝削的殘酷。

花榮也到了這裡好幾年了，說實話，他並沒有看出來大宋的工商業發達在哪裡。只看到了官辦經濟的頂峰。

然而，在生產力極度不發達的封建社會，財富絕大部分都是由農業創造的，尤其是在人口眾多、糧食壓力巨大、地緣相對封閉的古中國，這一規律絕不可能打破。宋王朝不可能違背歷史規律而成為一個商業國家，其生產毋庸置疑仍是以農業為主。

蕭嘉穗曾說：「宋朝龐大的商稅收入，實是中央通過繁複的專賣制度，高度介入商業活動當中，與民爭利。酒、茶葉、食鹽這些人民生活必需的大宗物資，由朝廷進行專賣，這反而限制了市場經濟的空間，扼殺了民間商業的活力。」不過宋朝的重商主義，也可以說是官辦經濟的頂峰。

蕭嘉穗還曾做過調查，結果就是：宋朝非農業稅的不斷增長，最主要的因素是政府對民間經濟活動剝削程度和剝削範圍的急劇增加。就說海貿吧，在海貿最興盛的時期，各市舶司的關稅合計也不過數百萬貫，僅占朝廷收入的4%到5%。不可能通過海貿獲得幾千萬的利益的。那不過是異想天開。

趙宋朝廷商稅的大頭來自各種專賣活動，這些專賣活動導致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激增。僅糧食、布帛、茶葉、食鹽這幾項，對宋朝商稅的貢獻就高達34-68%，這些稅賦都轉嫁到廣大百姓身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成本，如宋代的鹽價相當於後世明代的5倍以上。

不可否認，宋朝的風氣是不諱言利，有一些鼓勵商業的舉措。宋朝少數大城市的高度繁華，無疑與重商政策的實行脫不開干係。

但總體上，宋王朝沉重的商稅，並不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是恰恰相反，且大部分仍要轉嫁到農民為主的底層人民身上。

而現在京東屬於梁山的了，這些花榮已經認識到的弊端，肯定是要消除的。梁山這裡最先的舉措就是調控了京東地區的食鹽價格，海鹽的生意，梁山很早就開始做了。海外存貨很多。

占領京東以後，食鹽被大批量的運送到各州儲備起來，所賣的上好海鹽從趙宋朝廷定價的四十文下降到了二十文，再往下次等的食鹽從八文到十八文不等。這一個舉措就受到百姓們的愛戴歡迎。當然不止這一點，陸續的還有別的政策下達，改變也是要一點一點的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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