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一五章 皇帝與太后(上)（2/2）

光緒也不禁有些愕然，道：「何以見的？」

秦錚道：「康梁變法，計104天，卻下變革令280餘條，涉及政務、經濟、文化、外交、軍事各個方面，事先既無考查論證，制定嚴密計劃；途中又全無章法，，不得要務既無重點，又無條理，如此行事，豈有不亂之理。變法革新，何其重大之舉，自古中國行變法事，鮮有成者，可知其艱難，因此非萬分謹慎，全盤深思熟慮，謀定而後動而不可行，何況我中國地域廣擴，人口眾多，各地風俗、習慣、民心勻不相同，千頭萬緒，亂如麻絲，牽一髮而動全身，豈能隨性亂來。」

光緒聽了秦錚的話之後，半響無語，儘管自己被奪權囚禁，甚致是差一點被廢除，有很大一部份原因是由於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的魯莽行事而起，但光緒心裡一直把康梁視為治世救時的棟樑之材，有時光緒還會幻想自己有朝一日掌權，從海外請回康梁重新主持變法革新，使大清國富兵強，中興天下。而庚子國變，出逃以後，光緒不止一次的想如果戊戌變法不被中斷，大清恐怕巳是一派新欣向榮的景像，絕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但秦錚卻毫不客氣的把他心目中的治國乾材貶得幾乎一錢不值，也讓光緒心裡非常不滿，而且戊戌變法所下發的變革令雖然都是由康有為，梁啓超等人提出，但也是經由光緒發出的，因此秦錚的指責、貶底，實際也是把光緒也算在裡面了。

在舊時空里，有相當一段時間對戊戌變法以及康有為，梁啓超的評價要過高，認為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但卻開啟了中國的思想啟蒙、思想解放運動，其實在甲午戰敗以後，變法革新的思想就己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因此戊戌變法只能說是恰逢其實的將這種思想推動了一把，說到開啟就有些言過其實了。

當然不能說戊戌變法沒有進步意義，但畢竟一個僅僅只維持了104天的變法行為，真正對中國的思想進攻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要說戊戌變法的真正作用，主要是固定了清廷守舊頑固的印像，推動知識分子由維新向革命轉化。讓不少對清政府還抱有幻想的知識分子轉變為革命黨人。不過這個作用更準確的說應為戊戌政變的影響，而不是戊戌變法本身的影響。

另一方面，儘管史學屆對戊戌變法的性質定義為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但主導戊戌變法的康有為，梁啓超在本質上仍然還是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他們對西方的認識僅僅只是從租界的報紙、書籍而來，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前，所謂的維新派竟沒有一個人有出國考查的經歷，由於是維新派的精神導師康有為，也只不過去了一次香港，到是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康有為反到獲得出國的機會，遊歷日本及歐美諸國，但思想反到日益保守起來。

而在戊戌變法的時候，維新派包括康有為，梁啓超在內，對西方各國的體制、制度實際根本是半懂不懂。當然就算是半懂不懂，但比起當時的中國來說，維新派的思想確實也算得上是進步的，但維新派的持行能力，見識、政治手段，甚致是道德水準，都只能用可笑來形容，因此戊戌變法的失敗，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是一件好事，反到是成就了康有為，梁啓超等人的名聲，如果真的任由康有為，梁啓超等人主持變法，中國是不可能富強起來，而且不出一年中國非亂不可，庚子國變說不定會提前發生。

儘管光緒不願做亡國之君，並且力圖變法圖強，但他在本質上還是一個封建君主，在戊戌政變之前，除了在慈禧面前以後，永遠都是聖明之君，當然不會有錯，這時也不禁生出海外華人也未免太狂妄自大了的想法來，但還是強壓住心裡的不快，道：「那麼依你們之見，大清變法的要務之急在那裡呢？」

秦錚當然聽得出光緒的不滿，心裡想著就這一點氣量還想當中興的明君，不過既然光緒問到這裡，也不妨亮一點乾貨出來，至於光緒聽不聽得懂，那就不管了，於是秦錚道：「當今中國的要務之急在於土地。」

光緒怔了一怔，沒有想到秦錚給自己竟然是這兩個字。

秦錚接著道：「國之根本在於民，而民之根本在於土地，我們回歸中國的時間雖然不長，但也了解了一些現在中國的土地兼併情況十分嚴重，天下的土地，十之七八均為大地主、豪強、鄉紳所占有，而農民所有土地只待十之一二，耕者無田則國不安穩，為歷朝所警，自然是當今中國的第一要務，土地問題不解決，其他的什麼變革都沒有用。」

作為一個封建帝王，光緒當然不會不懂土地兼併的危害，但一來是光緒對於土地兼併沒有什麼直觀的認識，大多都是從史書上看；二來在光緒看來，只有效法西洋諸國變法革新才是要務，土地什麼的，還是守舊的思維，而康有為，梁啓超主持戊戌變法的時候，也從來沒有提過解決土地兼併的事情，似乎是只要是變法成功了，土地兼併的問題就自然可以迎刃而解了。

而秦錚卻鄭重其事的把土地問題列為中國的第一要務，不僅讓光緒意外，而且也大失所望，還以為海外華人能有多大的見識，結果居然還是守舊的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