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的番外：潘漢年命運解讀（2/2）
2月下旬，潘漢年經列寧格勒，準備乘希臘客輪繞道香港回國，本來就是一個多月的事，不料他運氣非常差，希臘政治情況突然變化，船出海兩天後又折回列寧格勒。直到旅遊旺季的4月8日才以旅遊者身份出發乘坐國際列車，取道巴黎從馬賽乘船到達香港，此時已是1936年5月中旬，距商定的7月會見陳果夫時間很近，先回陝北再來南京肯定來不及，於是他在香港給陳果夫發信，並與國民黨中央委員張沖聯繫上，有張沖這張護身符，潘漢年才平安到達南京。可當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得知潘尚未和陝北毛、周見面後，便不肯親自出面，派鐵道部次長曾養甫來和潘漢年談，要潘先回陝北，將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談判條件帶來南京，然後再進行正式談判，並給了潘漢年特別通行證。
【作者註：這是段非常驚險的事，潘掌握著絕密密碼，不先去陝北匯報反而大大咧咧去南京與國民黨會談，萬一對方使詐，輕則他自己完蛋密碼中斷，重則國民黨直接截獲有關密碼，幸虧二陳兄弟還有點義氣，沒對潘動手，但已為懷疑埋下伏筆。】
有了特別通行證後，潘於8月1日乘火車到達西安今天后找到了中共中央，由於他比張浩晚到九個月，沒儘快帶回國際的指示和密電碼，毛澤東對他很不滿意。而潘遲鈍的政治嗅覺又看不出來中共中央實際當家掌權的人不是張聞天，也不是周恩來，而是毛澤東。還言必稱王明，在向張聞天匯報時口口聲聲把與國民黨的合作說成是王明下達的指令，這更令毛澤東十分反感。
在這種情況下，對潘的回來，毛與周恩來都表現得比較冷漠，甚至都沒有接見他，只讓他住到中央黨校宿舍，撥出一窯洞，讓他晝夜不停地把新編密電碼寫出來。
然後中央討論了潘的工作和他匯報的與國黨方面的談判問題，關於合作抗日，都沒什麼問題，關鍵是對潘的評價很差，毛對周說：「潘漢年這個人不知輕重，這麼重要的『密電碼』放在腦子裡九個月，不積極返回陝北中央根據地，把密碼交給機要處後再去辦別的事，卻先去辦『國共和談』，讓我們在這裡急等，耽誤了大事，這樣的人不可信用。」
沒等周發表意見，他又說：「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漢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對王明安排的任務比交『密電碼』給中央還看得重。」
【作者註：這句話就幾乎確定了潘在政治上不可靠，不能重用的前奏。】
博古知道潘的處境很糟糕，一方面努力為潘辯解幾句，一方面又對潘說：「……凡事要提高警惕，謹慎從事，大事小事先報告周恩來，批准後再辦。千萬不要獨自行動，自作主張，否則後果難測，小則不被使用，大則禍從天降。千萬注意別出差錯。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後我們兩人少來往，你不論走到哪裡，不論遇到什麼情況，見到什麼人，寫文章談話等等一概不要談到我。現在已經有人說你是我的人，這對你今後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頭，這件事的確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作者註：這談話雖然給潘提了醒，但也使潘失掉了政治上最信賴他的領導，當然博古自身難保，這麼做無可厚非】
總算潘在上海經營特科時保護了一大批人，再加上特科時周對他還有一點香火情，因此潘後來派出去與國民黨談判統一戰線的事，取得了成績，後來被派駐上海搞情報工作，身份是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他利用當年與文化界的香火情，將一大批文化戰線的知識分子在上海淪陷前後送到了香港，到1938年9月回到延安出任中社部副部長，排名在李克農之後。
在延安的安穩日子沒幾天，潘又被派出去搞情報，最初的重點是香港，後來到了淮南，主要就是在華中局領導下負責對日、對汪事務，實際上，汪精衛政權負責特務工作的人員是李士群，他自己也是特科出身，他怎麼可能不懂潘漢年的手法與節奏呢？說起來兩人都是知根知底的關係，所謂搞情報，除了瞞著日本人之外，無非是互相交換——潘提供重慶的情報，李提供日方的情報。
在此期間，李還讓他去見了一面汪精衛，很多歷史書是「脅迫」，其實這完全誤解了潘和李之間的關係——潘不願意見，李還能拿著繩子捆著他去見麼？見汪固然是對方主動提出，但潘自己也有想法：他也想搞個大情報或者大新聞好對上面交代。因此從當初來看，新四軍和汪的部隊之間很多時候是有默契的，雙方甚至還有軍火、鴉片、大宗物資等貿易往來，1943年在瓜島戰役之後，汪應該也能看出日本差不多了，無非他沒有其他路可以走，只能一條道走到黑，與延安聯絡一下備條後路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一方想見，一方也敢見，那就有了這次會面。
會見汪精衛這樣的大事，事先沒請示，已屬「膽大妄為」。按理，潘漢年一回到淮南新四軍根據地，就應該立即向新四軍政委兼華中局書記饒漱石匯報，甚至應該同時以書面的方式向延安詳做說明。但潘回到淮南後，並沒有向上級提及此事。不但當時沒有匯報，此後也一直對此事三緘其口，甚至到1945年七大時，毛單獨見了潘一面，還調侃似地說起他的「小開」綽號，在那個比較融洽的時候都沒有說，那他就永遠失去了說的時候。
直到1955年4月初在北京開會期間，整個會場都是在批判高饒聯盟和其他，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潘才向上海市委書記陳毅匯報了1943年春夏間在南京汪公館與汪精衛見面一事，並遞交了書面說明和檢討。陳毅大吃一驚，第二天急忙匯報，並送上潘漢年的書面材料。毛翻看完潘漢年寫的材料，立即在材料上批示：「此人從此不可信用。」午飯後，毛澤東又提筆寫了手諭：「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
這裡僅僅是查潘的問題麼？表面上看起來確實如此，因為潘有多次可以匯報的機會不匯報，臨到最後實在挨不過去了才匯報當然有問題，可這個問題就能被打成內奸麼？當然也不夠格，真正的原因是潘在進入新四軍、華中局系統後一直在饒手下工作，當時正在肅清高饒同盟流毒，任何對於這件事有利的武器都要拿出來使用，所以潘不幸撞槍口上。更傻的是，他不向周恩來匯報偏偏向陳毅匯報——他以為自己和陳毅在新四軍時關係還不錯，陳會幫他一把，可他這個政治觀念淡薄的人怎麼能想到陳對當年排擠、批鬥他的饒是何等憎恨，這種機會豈能錯過？
當初鄧小平主持通過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中對饒漱石的組織處理原本是撤銷一切職務，但保留黨籍，後經過討論，改為同高崗一樣「永遠開除黨籍」。到這時候，饒還有人身自由，雖然日子難過了點，但潘的材料一交，就認定饒犯有反革命罪，還把饒漱石列為饒（漱石）、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案的首犯來查究。
很多年以後，潘的案子平反了，楊帆（上海公安局局長）的案子平反了，號稱「饒、潘、楊反革命集團」首犯的饒卻沒人給他專門作出複查結論。
在1986年8月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兩卷本的「注釋」第436條中，有以下的陳述：「……在這期間（按：指上海解放後，饒漱石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期間），他直接領導潘漢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於潘漢年被錯定為『內奸分子』，饒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動被錯定為內奸活動，他因此而被認為犯有反革命罪並被判刑。」有人說這段經過黨中央有關主管部門認可的「注釋」算是事實上給饒漱石的「內奸」問題平反。
但潘的內奸罪名起源於抗戰，加重於私見汪精衛，都和新四軍與饒漱石有密切關係，這時候反而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