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節 組織介紹（2/2）

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張聞天，副部長凱豐

中共中央幹部教育部：部長張聞天

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博古

中共中央黨校委員會：主任王明

中共中央黨校：校長鄧發

中央馬列學院：院長張聞天

中國女子大學：校長王明

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主編張聞天

這批人主要是依靠意識形態起家的，他們首先因為熟讀馬列和史達林本本而得到共產國際的重視，從留蘇學生中脫穎而出，繼而依靠莫斯科支持被扶植為中共領袖，復以意識形態開道得以鞏固在中共核心層中的地位。是故，意識形態成為王明、博古、張聞天等唯一真正具有優勢的領域，對王明、張聞天等控制中共意識形態部門的現象，毛澤東一直予以相當容忍，因為遵義會議後毛的當務之急是將留蘇派從權力核心地帶引開，先鞏固軍權，進而奪取黨權，意識形態解釋權是擺在最後的東西。所以六中全會後留蘇派在黨的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力反而得到增強。

此時張聞天已放棄了黨軍領域一較長短的努力，而將全部精力轉入到意識形態領域，在其主持下，延安編譯出版了《馬恩叢書》十冊和《列寧選集》二十卷，延安青年知識分子如饑似渴地研讀原典，一時間，學習馬列理論在延安蔚為風潮，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馬列才華的機會再次來臨，竟然四處作報告，受到延安各機關、學校廣大青年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

毛對王明等的大出風頭一時也無可奈何。站在共產黨角度，「學習運動」不學馬列又學什麼呢？於是他眼看著馬列著作在延安一本本翻譯出版，對張的不滿更加強烈。站在毛的立場，張聞天舊錯未改，又添新錯，十足就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教條主義分子——因為張聞天不僅沒運用他所擅長的理論知識鼓吹毛有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貢獻，也沒將其對王明路線的不滿上升到理論批判的高度，反而還搞什麼學理論、學原著，言不及義，紙上談兵，又給王明派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和死灰復燃的可能。

在毛看來，這純粹是對「學習運動」別有用心的誤導，目的還是讓張聞天、王明等這批「學閥」、「黨閥」繼續霸占黨的文宣陣地並進而等待時機覬覦政治和權力陣地，必須改變，既然貿然對張下手不好，摻沙子、甩石頭、挖牆腳就是典型的策略。

第一步是摻沙子：1939年，經毛倡議，中共中央將中央黨報委員會中的出版科（解放社）從黨報委員會中劃出來，另設立中央出版發行部，主管延安及各根據地黨的出版物的政治審查和管理事務，由當時擔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李富春兼任部長一職。李富春是毛澤東多年密友，兼任此職是削弱分散張聞天權限的一個重要舉動。

第二步是挖牆腳，此時在毛周圍已經匯集了陳伯達、艾思奇、胡喬木、何思敬、何干之等一批青年理論家，他們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有留蘇背景，但又與王明、博古等無歷史淵源的陳伯達等；第二類是上海左翼文化運動中的活躍分子艾思奇、胡喬木、何干之等。

這兩類人的共同特點是都未參加過蘇區軍事鬥爭，在黨內地位不高，需要倚重毛的影響力為他們撐腰，而毛正好藉助這批「青年學士」傳達自己的思想，所以陳伯達和胡喬木分別於1939年和1941年被毛調入身邊，擔任中央政洽局秘書和毛個人的政治秘書，從而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陳伯達對毛澤東的最大價值，在於他從理論方面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命題，為毛澤東新理論的完善立下了汗馬功勞。而與陳伯達以理論學養獲知於毛澤東不同，胡主要是憑其走筆成章的能力及簡練的文字功夫被毛錄用為政治秘書，主要為毛的演講稿做文字修辭方面的加工整理，他很快成為毛須臾不可離開的助手，等1942年整風高潮時胡喬木突然替代凱豐代理宣傳部長一職後，聲名大噪。

第三步是甩石頭：毛澤東決定扭轉學習運動的方向，再不能容忍充斥於延安各機關「空對空」的純學理討論的空氣，決定轉入針對性的實踐，既然《聯共黨史》對蘇聯過往的革命歷史都解釋為路線鬥爭，那對黨的十年（1927—1937）歷史討論和評價就有助於明晰王明、張聞天等國際派的責任，所以毛暫時放過黨的中下層幹部，先對黨的高級幹部。

果不其然，張聞天抵制毛對於遵義會議有關結論的修正，而王明則以自己不在國內為理由，指責博古、張聞天在某些問題上犯了策略錯誤——不這麼說，就沒法解釋中央蘇區保不住，紅軍必須要長征的問題，但策略錯誤不等於路線錯誤。路線錯誤是要死人的，策略錯誤只要檢討和批評就可以了。

在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互相攻訐、競相推卸責任的過程中，毛掌握了更多內幕和炮彈，因為王明現在說博古他們沒有遵照自己的意見，而博古等人則辯稱電報就是這麼寫的，有些電報毛清楚——可以這麼理解也可以那麼理解，博古做了有利於自己的解釋說明和發揮；有些電報毛不清楚，因為博古為了自己的權威把電報秘而不宣，別說毛不清楚，就連周有時候也不清楚，這就說明當時的決策程序出了問題。

利用這個契機，毛讓秘書班子編撰了黨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來》，並進而在七大上推出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是資料回顧，實際上就是對過去的問題蓋棺定論，以《聯共黨史》的方式蓋棺定論！

依靠這些文件，毛在高層讓王明、張聞天、博古徹底靠邊站，而與三人關係密切的王稼祥則半靠邊——這也是王稼祥託病不就任中共中央情報部副部長職務的根源，管越多越招人嫉恨。

林彪深知，現在整風對象已從高層換成了基層，那就需要一個典型的代表作為切入口，在宣傳口工作的蘇媛媛或許就是一個很不錯的人選——她是理論片的中堅，但又不是留蘇派，又是所謂的革命青年和革命知識分子，如果從淵源上來說，她算是劉少奇白區地下工作系統的一員，林彪認為有的搞——再加上小林光秀這個口口聲聲中國問題、中國實際的親華派，他甚至在考慮這樣一個場景，

如果讓小林光秀夫婦進入日共並獲得組權力和地位，日共會不會轉而以延安為中心呢？或者說，至少在日共中培養起一個親延安的班底。再仔細一想，他又想到了代管朝鮮共產黨的滿洲省委，以前來過延安、與周恩來相熟的安南共產黨領袖阮愛國（胡志明）等人，他就能明白整個大致輪廓——如果將莫斯科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那延安是不是可以在將來發展為亞洲革命的中心？

林彪不知道的是，他們心目的世界革命中心蘇聯這時候正在遭遇南翼大戰，外高加索方面軍被吃掉後，巴庫油田就保不住了。

對林彪的提議，毛聞弦歌而知雅意，一眼就看出了背後的東西，對此欣然同意，指示讓康生和張聞天去和蘇媛媛做工作！

而在另一個環節，小林光秀也在其他同志巧妙地安排下見到了蘇媛媛本人，雙方甚至還愉快地談了幾分鐘話，根據其他同志的看法——小林老師和蘇老師之間癱瘓很得體，一點也不激烈，看不出兩人互有好感，但至少不會一見面就吵起來。

這就有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