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動盪的昭和時代（續）（2/2）

執行這兩次清剿後，蔣介石認為對內部威壓已具備條件，便在當年5月召開國民會議，通過中華民國約法草案，引起國民黨內其他實力派嚴重不滿，為壓制這種不滿，他在南京湯山軟禁黨內元老、重量級人物胡漢民，這立即引起恐慌，胡派、汪（精衛）派、桂系（李宗仁派）、孫科（編者註：孫中山之子，傳統派）等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彷照孫中山護法戰爭時做法，在廣州另立政府，稱廣州國民政府，以汪精衛為主席。

【編者註：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內謀求合作，最終粵、寧兩派息爭，於12月22日在南京再召開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廣州政府取消，由林森為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

5月底，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秘密出訪帝國，三次會見外相幣原喜重郎，表示願以東北權益換取日本軍火，但未得到響應，陳友仁在日期間還會見蘇聯駐日大使尋求支持，也被拒絕。

至於為什麼拒絕很好理解，大家都不認為廣州派能成事，廣州派手裡沒有基幹軍隊，有的軍隊都是懼怕蔣介石吞併的雜牌軍，只要蔣介石稍微施加軍事或政治或經濟壓力，這些軍隊就很容易反水。

在內部危機時刻，蔣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內的30萬軍隊執行清剿【編者註：1931年7月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這次清剿有勝有敗，如果蔣介石內部不遭遇那麼多反抗，這次行動成果也許會更大，但9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進行總動員，出師討蔣，並在天津設立「北方軍事政務委員會」，任命閻錫山、馮玉祥、韓復榘、鄒魯等人為委員，統一北方反蔣武裝，其實就是地方實力派，蔣介石迅速調兵「討逆」並親自從南京往南昌督戰，清剿自然也只能暫停。至此，國民政府主要軍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這就使石原莞爾認為，如果我們在滿洲執行行動，有很大概率不會遭遇來自南京政權的反對，關東軍只要關注張學良的兵力即可——這是他相當高明的判斷，事態發展完全沒有超過預期。

之所以擔心南京政權反對，倒不是說帝國陸軍打不過中國軍隊，而是關東軍擔心扛不住巨大壓力，南京政權再怎麼弱小也是一個主權國家。如果引發事態擴大化，不僅國際要干涉，國內也會施加壓力，這不是只有區區大佐的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可以承受的。就算能抗住，到時候主要功勞也是上面的，他們兩人如何甘心？——這句話不是我編排石原元帥，是他主動和我說的，都過去這麼多年，早已塵歸塵、土歸土，我沒必要撒謊。

其二，滿洲地方衝突。

當年7月，中國和朝鮮農民因為吉林萬寶山附近的土地歸屬、流轉、種植等因素產生摩擦，滿洲地方當局驅逐朝鮮農民出境，而帝國駐新京【編者註：長春】領事田代重德派遣警察制止朝鮮人撤走，雙方發生械鬥，中國人多、朝鮮人少，所以肯定是吃虧了，吃虧後領事與警察介入，打死了不少中國農民——這不是蓄意謀殺，但採取對策我認為是不妥當的。非要說中國人完全無辜純是我方挑釁，也不盡然。因為這批朝鮮人耕種的田地是從中國商人這裡租借而來，即便違規，也是善意第三人——按道理中國當局應先解決內部問題，給予朝鮮農民合理賠償然後再清退，問題商人與官府有勾結，矛頭指向了第三人。那時候關東軍正在謀求滿矇事件解決，自然要抓住一切機會做文章，風潮越鬧越大，形成了所謂的萬寶山事件，關東軍藉機增兵滿洲。

第二件是該年6月參謀本部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長杉延太郎等人在興安嶺索倫一帶作軍事調查，被中國軍人發現並扣留，然後中村等4人被處決。

【編者註：在證據確鑿情況下，為了防止上層把人員再交還日方，東北軍團長關玉衡下令秘密處決中村震太郎】。

這件事站在不同立場上有不同理解，中國方面堅持認為中村等人在刺探他們的軍事情報，所以扣押乃至處決是有道理的——間諜罪嘛。站在帝國的立場，他們去那一段偵查主要是為了應對蘇聯，張學良部隊那點情報根本不值得我們去刺探——只要想要，有的是人乖乖送上，說句不客氣的話，關東軍對張學良所部的了解要超過他對自己手下的了解，哪些地方有兵及實際員額、哪些地方的工事防禦程度，哪些將領的性格愛好和社會關係我們都一清二楚，他的部隊對我們來說基本是透明的，犯得著這麼費力麼？但這句話當時肯定不能說。當然，實際上中村也順帶調查了中國軍的情況，但我們認為這一點不重要。

他們處決中村後留下的馬腳是個很大問題，按理說既然按照間諜罪處置，身上值錢的東西——包括手錶、望遠鏡、錢包等都應該封存起來，但恰恰因為中村失蹤，我方在展開後續調查時發現了中村的手錶——一塊「三道梁」牌手錶，當時就認為是張學良部士兵因謀財害命而殺死中村。

我後來在中國潛伏，與中國人接觸多了使我能更深刻地理解這件事：張學良部扣押我方人員後，常理來說不敢殺，但中村大尉肯定有過反抗、辱罵甚至還有其他過激行為，這就使他最後被殺——完全是激憤殺人。至於東西，應該是殺人之後順便擄走或者私自截留了，張學良部最根本的基因是土匪，這種事得心應手。【譯者註：這是污衊之詞，請注意批判鑑別】

面對我方施壓，張學良肯定不能把當事人交出來，一交出來，他在軍隊中的威望就完蛋了。我方同樣不能善罷甘休，死了一個大尉如果沒說法，那軍隊上下就要沸反盈天了。這不是普通人，是參謀本部的大尉，昭和參謀眼高於頂，外派執行任務死一個還了得？

於是，中村事件、萬寶山事件成為我方準備發動事變、施加壓力的直接原因，張學良固然不肯交出或懲辦當事人，但也不敢和我們強硬對抗。

【譯者註：儘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仍於1931年9月6日致電（魚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這種首鼠兩端的性格，讓我們一下子就看穿了他的虛弱本質。倘若張能夠委曲求全，全部按我方意圖辦，因為找不到藉口，我們還得再等等——等下去南方的蔣政權說不定就解決問題了；倘若張足夠強硬，不但嚴詞拒絕，甚至還能夠從關外抽調一部分部隊回滿洲做出不惜軍事對抗的態勢，說不定我們也要慎重考慮。但張既不能委曲求全又不能全力以赴，甚至連長袖善舞、四處周旋也辦不到，使我們對他的評價繼續往下調——這個人沒救了！

當然，昭和10年他在西安的舉動還是讓我們刮目相看，這對我們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不過那是後話，暫且不提。【譯者註：西安事變】

有人指責我們「欺軟怕硬」，對，國家和國家之間相處不就是「欺軟怕硬」的本質麼？更別說帝國主義時代更是弱肉強食，這一點完全正確，難道要「欺硬怕軟？」豈不是自討苦吃？【譯者註：請注意批判鑑別】

經過這樣精心的分析、商討、準備，我們在軍事、政治、思想、輿論等各方面都完成了部署，而中國內部的危機給了我們千載難逢的動手時間窗口——石原元帥很為這個時間選擇感到自豪。

他回國後原原本本和我講述了他的工作，因為希望能把這番作為刊載在戰史教材（內部）中流芳百世，所以沒有對我有絲毫隱瞞。那時候他根本預料不到後面會有一場全面戰爭，更預料不到他的行為刺激了其他少壯派的野心，使他們迫不及待仿效他的舉動，一步步將戰爭擴大，甚至對他試圖阻攔還予以嘲笑。

後來他很懊悔，反覆糾纏這件事：「都是我開的壞頭，這是報應！」

我想公平地說一句：那些少壯派學會了石原的大膽和下克上，卻沒學會他的精心謀劃和深入布置，這種學一半不求甚解的昭和參謀作風極其鮮明，在我看來比什麼都不學還要壞，遺憾的是，當時陸軍中樞80%以上都是這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