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應有權變（2/2）

徐平捧笏：「夷夏之防不可失，無內外之別，何以凝聚人心？內外，國之內外，國本於民，民為國本。試問，天下之民視化外漢人為外人？還是自己人？臣以為，有視之如外人的有之，有視為自己人的有之。為政當順民心，從民欲，民心如此，豈可置之不理！」

順民心，從民欲，民為國政根本，這是幾十年後朝野的共識。不管新黨舊黨，在這一點上沒有分岐，包括歷史上的王安石和司馬光兩人，都是這樣認識的。徐平不過是靠著前世的見識，先提出了幾十年而已，是順應歷史潮流的。把政權基礎放到天下民意中，是政治文明發展的結果，脫離了這個軌道，就是文明的倒退。

政治上哪有什麼絕對真理，更加沒有什麼普世價值，真理就是民心。民心變了，政治文化就要跟著變，不然就會離心離德。只要得民心，哪怕是宗教文明，表現出比世俗政治更加強大的凝聚力也不稀奇。作為世俗政權，凝聚力連宗教文明都比不上，哪裡還有臉面嘲笑說人家的文化落後。說別人落後，自己先得有獲得廣泛認同的文化才行。

面對宗教文明，或者其他文明的優越感，根本上還是沒有把心裡的天命觀去掉。認為自己實行了什麼制度，經濟發展到什麼程度，就絕對正確，無非還是天命那一套。

這種爭論要想有結果，只能從民心去找根據，真理說服不了人。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難道還有誰的真理更大一說？

說到民心民意，龐籍終於不再堅持。隨便到街上問一問，幽雲十六州的漢人是不是自己人，只怕是認為他們是自己人的占多數。民心不可欺，再堅持就過分了。

徐平道：「劉三嘏為歸正人，本是漢人淵藪，朝廷不可置之不理。而國之誓書，不可輕違，不然無法示信於四夷。是故，可先行文契丹，請其詳列劉三嘏南來之因。如果是因其作奸犯科，有當死之罪，則遣返契丹，把其罪示之於民即可。如果僅是夫妻爭吵，而契丹公主挾勢害人，則奪其冠服，送還契丹，留其人置之閒地，了卻殘生。可與契丹約，以後此等事，皆按此辦理。如有本朝蒙冤難申者，逃去契丹，以求庇護，也不必強求契丹送還。似此，後來必有假冒偽托，違法犯罪之人，逃到異國以求免死免罪。治國理政當施仁政，不求暴，此等人存而不論即可，不為大害。」

正常的兩國外交，必然要有不納逃亡，即互相遣返的條例。不加約束，大家都爭相招納對方的人，大多是處於敵對狀態。但是遣返不能沒有條件，全國都認為這個人不應該送回去，以遵守誓約為名，強行把人送回去，就會失人心。

徐平的辦法很簡單，先讓契丹證明劉三嘏是不是犯了該死的罪，如果罪證確鑿，雖然是歸正人，也要送回契丹去處置。如果沒有，僅僅是夫妻鬧矛盾，契丹公主仗勢要取他的性命，則把他一切來自契丹的封常送回去，人保下來。

這個年代禮教還沒有形成，夫妻離婚，各自再娶再嫁稀鬆平常。契丹公主看著這個丈夫不高興，殺了再嫁別人，沒有什麼心理障礙。僅是夫妻矛盾，劉三嘏也可能有生命危險。

信義，有義才有信，並不是嚴格遵照誓約之類的條條框框，就能取信於人了。要想得到人民信任，必要的時候，做些權變也無不可。

最終討論過後，還是按徐平所說定了下來。龐籍提出派御史去審劉三嘏，看其有沒有必死之罪，被晏殊反對。他犯什麼罪是契丹的事，宋朝依據什麼去審？是按照宋法，還是按照契丹之法？契丹人用宋法斷罪不合適，宋人用契丹法審案更加不合適。還是讓契丹來定劉三嘏的罪責，宋朝斟酌，再決定怎麼處置。

隨著改革的進行，對於政治制度的爭論漸趨激烈。最主要的，就是一部分官員，認為應當恢復唐制。前些日子富弼提出廢殿試是出於這樣一種思想，龐籍的華夷如一也是，包括官制的改革，要求名實相符同樣還是。

徐平的基本態度，是可以從古代的思想和制度中找啟發，但堅決反對泥古。制度和政策應該因時制宜，時代已經變了，不必非要追求從制度上復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