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四章 民國26年的中國政局（1/2）

最讓唐秋離不好辦的事情，就是蔣委員長在信中提出的，讓獨立師去陝西前線，剿滅剛剛結束長征的中央紅軍，這是他唐秋離萬萬不能幹的，別說是自己在心理上難以接受，就是部隊這些中共黨員，在獨立師都擔任著旅、團級別的指揮官。

自己帶部隊去陝北前線，那不是給中央紅軍送人送槍嗎？到時候，來個整旅的部隊一萬多人，跑到紅軍那邊，這玩笑可就大了。

可是，在蔣委員長那，老拖著也不是辦法，番號也接受了，裝備也換了，不給人家個滿意的答覆，這關過不去。

還有，自己以後要陸續從國外進口，新式武器和戰略物資，得罪了南京國府，把海關一卡，自己乾沒轍，南京這條線不能得罪，他想了好幾天，都沒有恰當的辦法，能做到各方面都完美無缺，令各方都滿意的辦法。

這一時期，國內政局紛亂，可以說，公元一九三六年的中國，是極具變化的一年，在這一年，發生了影響後來中國歷史進程的幾件大事，和在一九三五年末發生的幾件大事一起，構成了中國政局的風雲變幻、奇異詭詐，各方勢力，紛紛登場。

也可以說，日本當局對華北的步步緊逼，強硬態勢，給國內的各派政治勢力提供了政治舞台，也為他們登台，提供了合理的理由，而民眾的思想，漸漸歸於抵禦外敵的思維上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由中共組織和策劃，在北平舉行了大規模的大學生示威遊行，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獲得全國民眾積極響應，全國人民抗日熱情高漲，給實行「攘外必先安內」，「不抵抗政策」的國民政府巨大壓力，史稱「一二、九學生運動」。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這一策略的確立，標誌著中共最高層，已經把戰略目光轉向對付日本人，此舉也為中共，在爭取民眾心理上贏得先機。

一九三六年一月，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聯名發出《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此書一經公開發表，即贏得了東北軍全體將士的廣泛共鳴，書中所列各項，切中了有失家喪國切膚之痛的，東北軍幾十萬士兵的內心，前線士兵士氣低落，人心厭戰，拖槍投奔中共紅軍的事件，層出不窮，張學良已經無法控制局勢。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宣布開始東征抗日，由劉志丹率領的紅軍進軍河北、熱河對日軍作戰，準備開赴抗日第一線，卻在向山西推進的過程中，和閻錫山的部隊發生衝突，劉志丹戰死，紅軍撤退。

紅軍東征，為抗日是實，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試探國民政府，和國內尤其是華北各地方實力派的真實態度，此次東征，是中共紅軍以實際行動，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在山西閻錫山的地盤上，留下了紅色的種子，在國內民眾面前，又爭得了先機。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兩廣事變爆發，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發出通電，痛陳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對中國土地的踐踏，決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復失地。

六月二日，致電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請求准許粵桂部隊北上，然而不久後，在蔣委員長的分化隔離，金錢收買、高官厚爵等諸多手段的分化瓦解下，兩廣聯軍土崩瓦解。

兩廣系將領臨陣倒戈、飛行員駕機叛逃，紛紛向南京政府投誠，並對兩廣所謂的「北上抗日」說加以抨擊，「南天王」陳濟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對蔣委員長表態歸順。

由於，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當時叛逆性最強、實力最大而位居國內半獨立的諸省之首——粵桂湘三省伏首聽命），使蔣委員長聲望提高。

叛逃到中央軍的，原兩廣系空軍駕駛員與將領的表現，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亂罵他「親日賣國」的政敵是不得人心的——顯然也使他對「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的正確性，益發堅信不疑。

解決了南方各省的心腹之患，蔣委員長攜勝利之威，將預備征討兩廣的中央軍各師悉數北調，用來剿共，準備全力對付另一心腹大患中共，以完成在事實上統一中國的宏願。

因為東北軍和西北軍進剿不力，蔣委員長大為不滿，認為張楊二人並未盡力，並準備將張學良的東北軍部隊調到福建，將楊虎城的西北軍調到安徽。

此時的東北軍，在西北剿共戰場上，連遭敗績，損兵折將，再加上士兵人心厭戰，張學良隨即停止了對中共紅軍的進攻，與紅軍形成了對峙的局面。

就在這時，他又接到了宋哲元的電報，催他去北平赴任，以共商華北大計，應對當前的時局，日本駐北平領事館領事，不斷的提出新要求，弄的宋哲元束手無策，頭疼不已，希望唐副委員長，儘早來北平赴任，共撐危局。

這位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宋委員長，是被日本人逼得實在沒有辦法，讓自己出頭，去抵擋一陣，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也有躲避風頭，搪塞責任的意思，反正你唐秋離是委座欣賞的人，出什麼簍子，也埋怨不到我宋哲元的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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